这本书是Davidson和Lynch在2002年出版的有关如何编制和使用测试规范（test specifications）的指南，供广大外语教师，尤其是没有受过测试知识培训的外语教师在命制标准参照（criterion-referenced）考试题目或任务时使用。全书共七章：第一章是测试规范的基本概念、编写目的和特征简介。第二章介绍测试规范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对测试目的和内容的整体描述（general description）、提示语特征（prompt attributes）、作答要求（response attributes）、样题（sample item）、补充说明（specification supplement）。第三章指出编写测试规范的过程就是命题小组讨论和解决关键问题的动态过程。第四章是构建考试，将考试规范与试题和任务设计及编写联系起来。第五章是外部因素对考试设计的影响，着重介绍命题小组如何满足来自考试设计授权和委托方的要求。第六章讨论如何在考试规范设计团队成员之间有效地开展协作和交流。第七章总结全书，指出可以采用工作坊的方式（workshop approach）来编写考试规范。

本书可以作为语言测试课程的教材使用，也可以作为考试机构或学校培训命题人员的教材和手册使用。如果严格按照本书提供的测试规范的编写步骤和环节来指导命题过程，整个命题过程受测试规范驱动（specification-driven），考试的信度和效度就都能得到较好的保证。

韩礼德教授在选编本文集时，以一个人母语习得——二语习得——外语习得这样的顺序为脉络，结合个体“常识性知识”、“教育知识”、“技术知识”的知识形式发展历程，以亲切畅白的语言引领广大入门读者探索个体的语言习得之路。如此清晰的线型结构，大大降低了入门级学者阅读理解本书的难度。书中入选文章多散见于国际学术期刊，且时间跨度很大，读者不易寻得。此外，作为这个系列的一个特色，文集的一个特别部分是韩礼德先生的A Fragment of Autobiography，在韩礼德教授的这篇学术自传中，韩礼德教授从十几个方面介绍自己的治学生涯，其中所谈的既有他的职业生涯、成长过程及研究重点，也有他的治学思想和语言观，相信定能对读者深有启发。“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和意义学”与“语言是怎样工作的”这三节尤其值得细嚼细读。
 

布莱恩•麦基曾经说：任何事情都有哲学。语言与哲学更是互为亲缘、血脉绵长。人有理性，可以思考，但思考的程度有深有浅。而哲学寻求的是对最根本问题的理性认识，语言研究者具备哲学的高度，方能跳出纯语言研究的束缚，避免成为思想上居于一隅的井底之蛙。尼采说：哲学家是文化的医生。哲学同样也是语言研究的医生，因为哲学可以澄明我们的语言理念，塑造我们的语言观，帮助我们探讨语言以及语言研究的意义。《语言哲学研究》一书的作者王寅先生指出（见前言），本书的目的有二：“1）清晰梳理西方哲学与语言哲学简史、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便于教学与研究，可使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晰易见；2）中国学者当自强，经沉思后当有我国自己的理论，不必总是为老外忙活！”画家伦勃朗有幅画作《两位哲学家》，探讨、论证和争辩是哲学的关键所在，可以说，两个人以上才可以从事哲学活动，哲学是对真理的共同探寻。语言哲学应无国界之别，也应打破学科之别，因为思想的交汇处也是新思想的诞生地。

布莱恩•麦基曾经说：任何事情都有哲学。语言与哲学更是互为亲缘、血脉绵长。人有理性，可以思考，但思考的程度有深有浅。而哲学寻求的是对最根本问题的理性认识，语言研究者具备哲学的高度，方能跳出纯语言研究的束缚，避免成为思想上居于一隅的井底之蛙。尼采说：哲学家是文化的医生。哲学同样也是语言研究的医生，因为哲学可以澄明我们的语言理念，塑造我们的语言观，帮助我们探讨语言以及语言研究的意义。《语言哲学研究》一书的作者王寅先生指出（见前言），本书的目的有二：“1）清晰梳理西方哲学与语言哲学简史、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便于教学与研究，可使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晰易见；2）中国学者当自强，经沉思后当有我国自己的理论，不必总是为老外忙活！”画家伦勃朗有幅画作《两位哲学家》，探讨、论证和争辩是哲学的关键所在，可以说，两个人以上才可以从事哲学活动，哲学是对真理的共同探寻。语言哲学应无国界之别，也应打破学科之别，因为思想的交汇处也是新思想的诞生地。

近年来，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备受瞩目，相关研究成果丰富，那么这些译作的影响力又如何呢？《国际译评与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活跃存在”》一文着重探讨了这一问题，引导我们通过国际译评来考察译介接受的情况。作者指出，译本需要通过目标社群的阅读才算得上“活跃存在”，而文学作品的“国际受众”不是个体读者的集合，而是主流读书舆论的人格化，因此那些具有权威性的书评便是我们了解域外接受的良好资源。本文不但举例分析了国际译评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边缘化现象，更提出了我们的应对策略，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探索极具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