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哈根（Graham Huggan）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在《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与环境》一书中把人类之间、人类与动物及人类与环境的错综复杂关系放置于后殖民文学作品中进行探讨，讨论的话题包含生态扩张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种族主义与物种主义（speciesism）、食人（cannibalism）与食肉（carnivory）、干预倡导主义（advocacy）与行动主义（activism）等，涉及全球变暖、食物审查制度、人口急剧增长与动物种群灭绝等多类当代热门话题。本书将生态批评的研究维度与后殖民文化分析相结合，关注在历史及当代生态发展和生态伦理构建过程中的文化差异，批评以美国生态批评为代表的“生态地方主义”倾向，指出这种思维方式实质是带有后殖民主义式的种族政治，强调在摆脱殖民统治的当代，应该反思西方发达国家提倡的生态发展观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环境毁坏，揭露西方鼓吹的“可持续发展观”所暗藏的殖民主义内涵。该书构建了后殖民生态批评学说的核心概念，即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的关联性、对西方主流话语的挑战性和从文学理论研究向促进社会公正、经济公正和生态公正转化的干预性。作为后殖民生态批评学说的奠基之作，《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与环境》一书试图颠覆殖民主义话语的理论根基，重建人类之间、人类与动物和环境的关系。该书不仅倡导在文学作品解读上采用后殖民生态批评视角，考察文本中所蕴含的多重内涵，同时还强调文学作品可以作为催化剂，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力量可以推动社会公正与环境正义的建设。贝特（Jonathan Bate）在《大地之歌》（Song of the Earth，2000）一书中已将殖民压迫与征服自然联系起来，认为历史上的殖民征服，实际上是西方自然观的延伸：殖民地就是被物化的自然，可以随便攫取、随意处置。格雷厄姆•哈根和海伦•蒂芬的《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与环境》则进一步探讨生态批评中的社会属性和后殖民文化批评中的生态内涵，将生态批评置于历史文化语境中，直面人与动物基本生存权利的冲突，为生态批评开辟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本文旨在回答两个研究问题：（1）香港的整体语言评估培训情况如何？语言评估培训如何影响职前教师的语言测评素养？（2）培训指导教师和职前教师如何看待“基于课程的语言评估培训如何促进职前教师的语言测评素养”？本文的研究方法如下：针对第一个研究问题，作者从香港教育部门的官方网站上收集了本科教育阶段的语言评估相关课程，最终选择了24个项目进行研究。作者使用质性研究方法，研读了这些项目的手册、课程设置、学生评估任务等材料。针对第二个研究问题，作者从两个语言评估课程中选择40名学生进行了焦点小组访谈，并对9名教师进行了逐个访谈。访谈均为半结构性，目的是了解学生和教师对语言评估课程的设计、内容、有用性和质量方面的反馈。研究结果显示，香港的语言评估培训仍然不足。

本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香港语言评估培训的整体情况，是为数不多的、使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可供学者参考。

研究证据表明，形成性评价是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然而，成功实施形成性评价比较困难，主要是因为终结性评价对教师和学生的行为有强大的影响力。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竞争激烈的考试制度，这种考试在今天仍然对儒家文化背景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本书审视了测试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并以儒家文化背景下的香港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来自香港学校的数据，讨论了在实施形成性评价的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获得的支持，提出了基于环境的形成性评价实践（contextually grounded formative assessment practices）的概念。本书探讨了诸多问题，如：在什么情况下测试支持或阻碍学生学习？教师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准备考试并在考试后进行适当的跟进？在课堂上影响测试和学生学习的关键性社会文化影响是什么？教师如何改变自己对待评估的态度？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本书可为教师、学生、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宝贵启示。

该文采用高时间分辨率的眼动技术，首次比较了让步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在线理解过程和认知机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让步关系比因果关系更为复杂，然而这一复杂性并非源自两种句子在句法结构和指代关系上的不同，而是因为让步关系比因果关系包含了更多的语用处理和认知加工。

“译入母语”是翻译界的国际惯例，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译者在本国文学的对外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究竟是外国汉学家更适合这一角色，还是中国译者更具优势，关于“谁来译”的辩论一直在进行中。除了讨论翻译方向和译文接受的问题，本文还另辟蹊径，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谈中国高校英语教师所面临的挑战。在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语境下，这一建议与国家战略如何紧密相联，对于民族自信意味着什么，其传播效果是否有争议？本文在翻译实践与宏观战略方面都颇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