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花费十年时间构思与写作的《威弗莱》以战争与民族冲突为核心话题，用虚构的文学叙事再现了苏格兰民族历史记忆中曾经的创痛。但《“身着花格呢的王子”:司各特的〈威弗莱〉与乔治四世的苏格兰之行》用详尽的史实材料结合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凸显原作中苏格兰高地花格呢这一最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挖掘司各特如何借用乔治四世的政治权威对苏格兰高地花格呢加以发扬光大，并最终将之定型成为苏格兰民族极具辨识度的文化身份象征。从《威弗莱》虚构叙事里的“摄政王”到现实仪式中的乔治四世，司各特重现与“建构”了历史。苏格兰高地氏族花格呢曾被联合王国作为法令定为非法装束，视为叛逆的标志，而司各特利用高地氏族花格呢这一情感黏合剂，为汉诺威王朝君主乔治四世和苏格兰臣民建构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用充满仪式感的场景展现出联合王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形象。事实上在乔治四世访问苏格兰之际，这种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与分裂感依然存在，司各特不过是穿着苏格兰花格呢去认同英格兰主导的国家政治权力机制，其背后的政治考量正如本文所揭示出的，是存文化民族主义、去政治民族主义，即消除苏格兰花格呢所象征的苏格兰人的分裂冲动这一“消极力量”，而将其转化为象征苏格兰与英格兰和谐统一这一正面力量。司各特在小说创作中对以花格呢为代表的苏格兰高地文化进行了浪漫化和审美化处理；在乔治四世访问苏格兰之时，国家层面的政治仪式又为花格呢的浪漫化做了正式的权力背书。花格呢在苏格兰的历史际遇表明，其被浪漫化的过程绝不是一个可以脱离或者抵制政治审美变化过程；相反，该过程所彰显的恰恰是政治的力量。

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中从文学理论视角谈论如何进行诗歌评论。全书从探讨批评的功能入手，以阅读奥登和叶芝诗歌为例，通过文本细读，提出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即诗歌的形式和语言。在伊格尔顿看来，诗歌是统一、和谐的，诗歌中没有无意义、多余的词语，诗歌本身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诗歌是一种语言现象，其中词与意义（或能指与所指）比日常语言联系更为紧密。诗歌另一显著特点是弥合功能。现代社会陷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分裂之中，诗歌为清醒又颇为冷酷的理性主义和具有诱惑又带有危险性的非理性主义之间搭建了桥梁，因为诗歌更善于处理意义上的细微差别，是人类意识最为精致的产物，是人类语言最为完整的形式。诗歌通常被视为语言的真理，揭示了语言形式如何产生意义。当今诗歌更是被认为阐释了语言通常意义上被认为不能表达真理的真相。伊格尔顿认为好的文学评论家既关注文学作品的特性和神韵，也重视作品产生的文化背景。虽然在所有文类中诗歌似乎最抵制政治批评，远离历史发展潮流，但伊格尔顿认为这种抗拒社会分析的特性正好证明诗歌是一种社会历史表现。思考以下问题，诸如是怎样的社会使得诗歌想要背弃？什么样的社会经历让诗歌选择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就会发现书写诗歌形式的发展历程就是书写政治文化的历史。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中更多告诉读者的是，诗歌评论无论关注的是诗歌所表达的内容还是诗歌所特有的表现形式，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关注到诗歌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意义和其所展示的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关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与吸收是学术界一个热门话题。本书选择一个单一但含义丰富的关键词“虚无”，集中阐述它多样性的词义转换。“虚无”概念来源于中国主要哲学和诗学，有多重诠释。本书揭示了其在美国诗学体系中的接受和吸收的不同途径。“虚无”以独特方式的进入到西方文学传统中，而这是西方传统思维中没有接触到的思维模式。该书分别以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hollosa)、斯奈德(Gary Snyder)、叶维廉(Wai-lim Yip)和车学敬(Theresa Hak Kyung Cha)的文本为解读对象，总结出他们各自不同的“虚无诗学”。其中费诺罗萨的诗学根据汉字总体特征、汉语语法的不确定性和汉语诗歌韵律相关的宇宙观，斯奈德和叶维廉的诗学根据中国古典诗歌的不同学说，而车学敬则把道教炼丹术的概念文本与朝鲜萨满教相结合。本书探索了美国诗歌跨太平洋想象里发展起来的虚无诗学多样化，为了解中国文化在异质文化中的吸收和融合提供一个有益的尝试。

王佐良先生既是诗人、翻译家，也是文学史家、教育家，更是一位爱国者。他对人民的深情，秀美动人的文采，有关文学理论、英国文学史、英国诗歌、西欧文学、不同民族文学的契合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和信息，通过文化交流来实现和谐世界的梦想以及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的高尚情操，都通过这套《王佐良全集》传递给读者。今天我们读了他的著作，读了他的诗，看到了他的人品，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升华，进而提高了我们的素养和品位，使我们能够成为有更多一点的高级趣味的人，使我们能成为对人民更加有益的人。

葛浩文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其译著备受瞩目，但作为一位学人译者，他除了博士论文《萧红评传》外还有丰富的著述，值得我们梳理挖掘。这些研究多为零散的篇章，用作者自序中的话来说：“做研究写的文章，有时因为种种原因想要翻看，就发现即使能找出来，也都分散各地：有发表在刊物上的，有影印复制本的，有手写的稿子，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而本书是葛浩文文集首次在中国大陆结集出版，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本书收录的文章既有对文学脉络的宏观梳理（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中国现代小说概论》等），又有专题个案（如萧红、鲁迅、萧军、黄春明、李昂、柏杨、莫言等）。该文集并不全是纯粹的学术论述，其中的演讲稿风趣幽默，例证丰富，表达出葛浩文个性化而不失中肯的观点，读者能够比较轻松愉悦地翻看。与此同时，一些文章的附录资料和书目整理是很有价值的史料，例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一文中列出了美国自1953年起近20年里有关中国现代文学某些专题所作的博士论文一览表、1970年代以前中国现代文学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的流传情况等，这些材料有助于观察中国文学英译传播的发展源头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