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男主人公查尔斯·史密森的自我进化历程，分析福尔斯如何从当代视角对 19 世纪的进化主题进行重构，并将其置于存在主义语境中进行观照，从而揭示福尔斯笔下自由、自我与进化的真谛，即只有通过与他者和世界的善意互动，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这无疑是福尔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一种辩证阐释，同时，这也是对那种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进步进化论的矫正。

格雷厄姆•哈根（Graham Huggan）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在《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与环境》一书中把人类之间、人类与动物及人类与环境的错综复杂关系放置于后殖民文学作品中进行探讨，讨论的话题包含生态扩张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种族主义与物种主义（speciesism）、食人（cannibalism）与食肉（carnivory）、干预倡导主义（advocacy）与行动主义（activism）等，涉及全球变暖、食物审查制度、人口急剧增长与动物种群灭绝等多类当代热门话题。本书将生态批评的研究维度与后殖民文化分析相结合，关注在历史及当代生态发展和生态伦理构建过程中的文化差异，批评以美国生态批评为代表的“生态地方主义”倾向，指出这种思维方式实质是带有后殖民主义式的种族政治，强调在摆脱殖民统治的当代，应该反思西方发达国家提倡的生态发展观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环境毁坏，揭露西方鼓吹的“可持续发展观”所暗藏的殖民主义内涵。该书构建了后殖民生态批评学说的核心概念，即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的关联性、对西方主流话语的挑战性和从文学理论研究向促进社会公正、经济公正和生态公正转化的干预性。作为后殖民生态批评学说的奠基之作，《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与环境》一书试图颠覆殖民主义话语的理论根基，重建人类之间、人类与动物和环境的关系。该书不仅倡导在文学作品解读上采用后殖民生态批评视角，考察文本中所蕴含的多重内涵，同时还强调文学作品可以作为催化剂，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力量可以推动社会公正与环境正义的建设。贝特（Jonathan Bate）在《大地之歌》（Song of the Earth，2000）一书中已将殖民压迫与征服自然联系起来，认为历史上的殖民征服，实际上是西方自然观的延伸：殖民地就是被物化的自然，可以随便攫取、随意处置。格雷厄姆•哈根和海伦•蒂芬的《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与环境》则进一步探讨生态批评中的社会属性和后殖民文化批评中的生态内涵，将生态批评置于历史文化语境中，直面人与动物基本生存权利的冲突，为生态批评开辟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司各特花费十年时间构思与写作的《威弗莱》以战争与民族冲突为核心话题，用虚构的文学叙事再现了苏格兰民族历史记忆中曾经的创痛。但《“身着花格呢的王子”:司各特的〈威弗莱〉与乔治四世的苏格兰之行》用详尽的史实材料结合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凸显原作中苏格兰高地花格呢这一最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挖掘司各特如何借用乔治四世的政治权威对苏格兰高地花格呢加以发扬光大，并最终将之定型成为苏格兰民族极具辨识度的文化身份象征。从《威弗莱》虚构叙事里的“摄政王”到现实仪式中的乔治四世，司各特重现与“建构”了历史。苏格兰高地氏族花格呢曾被联合王国作为法令定为非法装束，视为叛逆的标志，而司各特利用高地氏族花格呢这一情感黏合剂，为汉诺威王朝君主乔治四世和苏格兰臣民建构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用充满仪式感的场景展现出联合王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形象。事实上在乔治四世访问苏格兰之际，这种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与分裂感依然存在，司各特不过是穿着苏格兰花格呢去认同英格兰主导的国家政治权力机制，其背后的政治考量正如本文所揭示出的，是存文化民族主义、去政治民族主义，即消除苏格兰花格呢所象征的苏格兰人的分裂冲动这一“消极力量”，而将其转化为象征苏格兰与英格兰和谐统一这一正面力量。司各特在小说创作中对以花格呢为代表的苏格兰高地文化进行了浪漫化和审美化处理；在乔治四世访问苏格兰之时，国家层面的政治仪式又为花格呢的浪漫化做了正式的权力背书。花格呢在苏格兰的历史际遇表明，其被浪漫化的过程绝不是一个可以脱离或者抵制政治审美变化过程；相反，该过程所彰显的恰恰是政治的力量。

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中从文学理论视角谈论如何进行诗歌评论。全书从探讨批评的功能入手，以阅读奥登和叶芝诗歌为例，通过文本细读，提出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即诗歌的形式和语言。在伊格尔顿看来，诗歌是统一、和谐的，诗歌中没有无意义、多余的词语，诗歌本身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诗歌是一种语言现象，其中词与意义（或能指与所指）比日常语言联系更为紧密。诗歌另一显著特点是弥合功能。现代社会陷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分裂之中，诗歌为清醒又颇为冷酷的理性主义和具有诱惑又带有危险性的非理性主义之间搭建了桥梁，因为诗歌更善于处理意义上的细微差别，是人类意识最为精致的产物，是人类语言最为完整的形式。诗歌通常被视为语言的真理，揭示了语言形式如何产生意义。当今诗歌更是被认为阐释了语言通常意义上被认为不能表达真理的真相。伊格尔顿认为好的文学评论家既关注文学作品的特性和神韵，也重视作品产生的文化背景。虽然在所有文类中诗歌似乎最抵制政治批评，远离历史发展潮流，但伊格尔顿认为这种抗拒社会分析的特性正好证明诗歌是一种社会历史表现。思考以下问题，诸如是怎样的社会使得诗歌想要背弃？什么样的社会经历让诗歌选择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就会发现书写诗歌形式的发展历程就是书写政治文化的历史。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中更多告诉读者的是，诗歌评论无论关注的是诗歌所表达的内容还是诗歌所特有的表现形式，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关注到诗歌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意义和其所展示的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关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与吸收是学术界一个热门话题。本书选择一个单一但含义丰富的关键词“虚无”，集中阐述它多样性的词义转换。“虚无”概念来源于中国主要哲学和诗学，有多重诠释。本书揭示了其在美国诗学体系中的接受和吸收的不同途径。“虚无”以独特方式的进入到西方文学传统中，而这是西方传统思维中没有接触到的思维模式。该书分别以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hollosa)、斯奈德(Gary Snyder)、叶维廉(Wai-lim Yip)和车学敬(Theresa Hak Kyung Cha)的文本为解读对象，总结出他们各自不同的“虚无诗学”。其中费诺罗萨的诗学根据汉字总体特征、汉语语法的不确定性和汉语诗歌韵律相关的宇宙观，斯奈德和叶维廉的诗学根据中国古典诗歌的不同学说，而车学敬则把道教炼丹术的概念文本与朝鲜萨满教相结合。本书探索了美国诗歌跨太平洋想象里发展起来的虚无诗学多样化，为了解中国文化在异质文化中的吸收和融合提供一个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