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绎传，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长期从事翻译实践和教学、研究工作。曾参加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著作英译本的翻译和修订工作以及国内重要文件的英译、审订工作，并参加联合国文件的汉译、审订工作。曾在英、美、法、澳等国工作和从事学术研究。于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历任北外英语系主任、副校长、高级翻译学院院长，现任《英语世界》杂志顾问，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顾问。

通过本书，作者将多年积累、视若珍宝的例子，借助于最简单的语法术语整理呈现，娓娓道出经典译文中体现出的两种语言的差异。本书讨论了九百多个汉英翻译的例子，这些例子的来源主要是《邓小平文选》、《李岚清教育访谈录》、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鲁迅作品和英若诚译曹禺的剧作《家》，主要目的是说明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使读者多了解一些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无论是对汉译英还是英译汉都将有很大的帮助。

童元方，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学士，美国俄勒冈大学艺术史与东亚研究双学士，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现为台湾东华大学教授兼人文及社会科学系主任。中文著作有《一样花开——哈佛十年散记》、《爱因斯坦的感情世界》、《阅读陈之藩》等，译作有《德日进思想简介》、《爱因斯坦的梦》，英文著作有Two Journeys to the Nor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etic Journals of Wen T'ien-hsiang and Wu Mei-ts'un等。

本书收录了作者在香港《明报》上的专栏文章，共分“诗的翻译”、“小说的翻译”、“红楼梦译话”、“译者译事”、“翻译余话”五部分。作者结合自己的翻译经验与文化感悟，娓娓道来。本书对英语学习者、研究者，尤其是有志于从事翻译工作，了解文学翻译的读者来说，具有相当的实践和理论指导价值。作者在书中所谈甚广，从古典诗词的翻译谈到现当代小说的翻译，引经据典，并选用多个版本的译文进行比较分析。更在“红楼梦译话”中详细介绍了“红学”流派，还举证《红楼梦》的两个英译版本进行对比。她运用优雅、细腻的笔触对文学翻译给予点评，文中所见不是说理性的教导，更多的是作者所学与所得的分享。

金圣华，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荣休讲座教授，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长。1997年因对推动香港翻译工作贡献良多而获颁OBE（英帝国官佐）勋衔。《桥畔译谈》初版于1997年，由各篇独立而又前后呼应的小品文集结而成。《桥畔译谈新编》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认识翻译真面目》一文，即金圣华教授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讲座教授时的就职演讲，放在开篇位置，旨在以纵观全局的方式来探索翻译的本质，正好与原有的五辑散论互补长短。此外，“新编”经过了精编精校，并加入了作者对原书的改进，更符合内地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迄今为止仍是大学教师向翻译专业的学生推荐的书目之一，因书中所谈话题在今天仍然适用，所提到的难题至今仍然存在。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文笔和感性视角，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将艰深的翻译理论化于轻松的生活片段。读来仿佛在聆听一位长者的闲谈，如沐春风。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是迈克·克罗宁（Michael Cronin）近年的又一力作，作者这十几年里一直稳定多产，其Translating Ireland （1996）、 Translation and Globalisation（2003）、Translation and Identity（2006）等都有一定影响力。最新的这一部介绍了数字时代的翻译地位、翻译与科技的交互、翻译活动的特征和问题，给未来的研究点出了新的方向。

在克罗宁看来，信息时代就是翻译时代。翻译活动蕴含了语言和文化间的权力关系，身处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即便在数字时代也不是完全依靠技术推动的。如果仅凭书名推断，期待从中寻找工具和技术至上的论证，那么本书恐怕并不能给您满意的答案。

本书立足宏观，如一部资料读物（sourcebook），对语言学、翻译学的学生来说都是很好的参考资料，也引导我们进行跨文本阅读，涉及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个分支。如果对其中具体某一块特别感兴趣，例如期待深入挖掘数字时代下翻译工具和网络在翻译实践与教学的应用，了解SDL Trados软件、机器翻译（MT）、翻译记忆库（TM）、Google Translate、众包（crowd-sourcing）翻译，不妨找来书中所引的那些研究进一步研读。

莎学研究在中国是显学，很多人都会背诵本·琼森对莎士比亚的赞语“他不仅属于一个时代，更是属于所有的世纪”，但认真推敲莎士比亚因何成为文化偶像的人并不多。卡斯顿的《莎士比亚与书》试图回答的正是莎士比亚何以成为文化偶像“莎士比亚”这一问题。此书采用文学社会学和社会文化史的方法，将“莎士比亚”的建构问题和莎士比亚的作者身份问题置于英国出版史和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审视，同时又灵活援引莎作内容为内证，运用文本阐释等文学批评方法揭示出使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经典化的外部原因。卡斯顿指出，莎剧正如其他文学作品，其生产的合作性终归无可避免，在剧院里和印刷厂里，作者意图并不是决定剧本内容与形式的唯一条件，剧团为了演出需要，经常会让剧作家或剧作家以外的人对剧本进行调整和修改，这种来自外界的僭用和改编赋予莎剧无可比拟的超越性和普遍性，使它们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在考察莎剧与莎士比亚经典地位的建构过程中，卡斯顿深入浅出地梳理了莎剧的出版史和编辑史，指出了印刷商、出版商和编者对莎翁形象的塑造作用。在卡斯顿看来，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参与了对“莎士比亚”的建构，因而莎士比亚是复数的，莎学史也充满了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