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何谓后现代主义，它是否已成为当下学术界和e时代的“昨日黄花”？如何定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它与现代文学有怎样的关联？后现代主义小说与媒介传播学、后现代文学伦理学及后人文主义的交叉点又在何处？浏览《后现代主义小说》一书的目录，人们会下意识地在头脑中浮现以上诸多疑问。

《后现代主义小说》

对后现代主义概念的纷争，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伊始至今从未真正平息过，国内外众多学者探讨并尝试回答，却始终未能给出全面而权威的答案。或许这正契合了后现代主义的本质——解构本质、去中心。后现代主义是流动的、复杂多变的。任何确定的、一元的、僵化的解释都不能体现出它运动、变化、发展及多样性的特征。然而，人们却可以从不同时期对它的理解来把握后现代主义的特点。

文学评论家帕特里夏·沃（Patricia Waugh）在1988年发表了《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Postmodernism and Feminism”）一文，她认为，“后-”（post-）现象意味着人们的传统意识结束，文学与科学、伦理学、美学及艺术等不再是彼此分离的。沃认为，最好把后现代主义看作一种“情绪”，它产生于现代思想所有基础已经崩溃的情境之下（2002：344-359）；德国哲学家、新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Albrecht Wellmer）在《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法》（“On the Dialectic of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一文中，给后现代主义作了一个划时代的定义：“一个反律法主义者的运动，它假定了一种对西方精神的破坏”（Weller，1985：38）；美国著名批评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在《从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性：本土/全球语境》一文中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不可压制的、无法摆脱的幽灵（Hassan，2001：1）；与此同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rbermas）以及王逢振等人皆从不同角度定义“后现代主义”，此处不一一赘言。

陈世丹教授并未停留在概念的梳理与归纳中，而是依据时代变动不居的特征，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提出了自己独有的见解：“作为后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式，后现代主义是二十世纪晚期艺术、建筑学和批评等领域离开现代主义的一场运动，它包括对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经济学、建筑学的怀疑性解释。后现代主义经常与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联系，作为一个术语，它与后结构主义思潮同时大受欢迎，常常被应用在反现代主义倾向的艺术、音乐和文学中”（13）。依照陈教授的定义，我们可以得知后现代主义的内涵是怀疑、解构与去中心，它的外延很广，涉及文学、艺术、哲学、音乐、经济学及建筑学等各个领域。人们在动态中把握后现代主义概念的同时，陈教授引领读者迅速抓住各领域的核心观点及关键理念。作者思路清晰，阐述朴实明了，使读者颇具拨开迷雾见朝阳之感，例如作者在阐释德里达后现代理论的核心——去中心时，能够直接切中理论要害，使读者及时顿悟；又如作者在挖掘后现代文学的理论根源时，涉及的理论较为庞杂：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文本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语言学、尼采哲学、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及其关于“存在”和“语言”的学说等，这些理论本身晦涩难懂，却在作者深入浅出的解读下变得清晰易懂，这不但展示了作者跨学科跨领域的强大理论功底，也体现了作者不凡的阐释能力。作者对这些理论的解析与论证，不仅为后现代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方法与策略，也为后现代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阐释学意义。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后”字体现在何处，它与现代主义文学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从本书中，我们得知后现代主义文学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与延续，“后”字体现在它要脱离现代主义文学追求意义与中心，摆脱现代文学的道德教化意义与体裁的规约，“后”字展现了它反传统、反范式、反常规、反意义、反等级和反终极的游戏与不断的生成中。约翰·巴思（John Barth）的短篇小说《夜海之旅》（“Night-sea Journey”）以奇妙的构思和独白的形式，讲述了一个精子游动的神秘旅途；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冠军早餐》（Breakfast of Champions）中，121幅手绘插图、自创的拼写符号，书写字体或黑体或斜体或大小写不断变换，段落中留下的双倍行距以及一些自创的诗歌都显示着作者反传统的决心：小说是一个文本、一个语言构成物，不是现实的中性摹本；中国当代小说家苏童在短篇小说《井中男孩》中展现了手绘的图画、标语，甚至可以歌唱的简谱，使读者同时感受视觉及听觉的冲击。这些“后”现代文学作品都是多种媒介建构的具有零散性的、语言游戏异质性的叙事文本。它们是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展示着后现代世界的荒诞性、不确定性、碎片性、无意义性、多元性、流动性和生成性。《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具有时代性、多元性，又不失趣味性，向读者揭示出后现代主义文学强烈的游戏性、荒谬性与自我指涉性。

后现代主义小说和媒介传播学有何联系？这个疑问可以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找到答案。后现代是一个媒介时代，其文学写作事实上成为文化工业的产物，文学作品已然成为一种有极强物性与消费性的商品。而后现代媒介在解构和颠覆传统文学法则与秩序的同时也是当代文学的建构者。媒介时代的阅读是一种消费行为与休闲娱乐，它瓦解了文学高尚性与通俗性的界限，呈现出生活化的色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美国小说家开始将互联网上的超文本和超链接技术应用在小说创作实验中。斯图尔特·莫斯罗普（Stuart Moulthrop）创作了超文本小说《胜利花园》（Victory Garden），他将多重超文本链接直接穿插在文内，读者通过点击标记的字词就可以进行页面跳转。胜利花园由南、北、中花园构成，共有54个方向标，读者可以自行选择路径进入花园。《胜利花园》提供了993个辞片和超链接，构成了一座意义不断发生变化的电子化超文本的迷宫，读者在其中找不到主流情节，阅读变成了一种迷宫中的漫游。

英国当代小说家克里斯托弗·普瑞斯特（Christopher Priest）在长篇小说《一个美国故事》（An American Story）中呈现了一个传播主客体交集的信息世界。小说中，人物在传播中都扮演了多元的角色，他们既是传播符码的受众，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小说建构了一个内向、交互、多向度传播的多维传播空间，折射了“9·11”的传播始末，人们从传播学视角审视“9·11”的重构后，用多种视角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历史真实。

可以说，后现代社会中，作为功能主体的媒介对文学实施着消解和建构的双重作用。它不仅导致了传统文学形态的升级换代与后现代更新，而且还创造了大量崭新的文学形式，例如网络为任何想当作家的人提供了可以成为作家的写作空间。后现代媒介的发展也大大拓展了文学传播的渠道，以多维度、立体传播的形式推动了后现代文学创作的繁荣。

后现代文学与后现代文学伦理学和后人文主义有怎样密切的联系？陈教授再次借助后现代文本引领读者拨开迷雾见朝阳，认识到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核心所在：“承认差异，尊重他者，承担对他者绝对的无限的责任，建构最低程度的后现代伦理共同体”（143）。在美国当代小说家威廉·沃尔曼（William T. Vollmann）的小说《格洛丽亚的妓女们》（Whores for Gloria）中，那些被物化与边缘化的美国妓女们，发出了自己真实的声音；在美国小说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的小说《加拉蒂2.2》（Galatea 2.2）中，赛博格们表达出了欲与人类平等相处，相互尊重，共谋发展的期待与愿望。

最后，陈世丹教授展望了后现代文学文本批评的方向，并预测至少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内，后现代伦理观与人文思想仍是世界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陈教授呼吁后现代人类坚持后现代为他者的伦理思想——承认和包容差异，尊重他者和自然，承担其他者的绝对的无限责任，转达人类的美好愿望：打造超越种族及语言的后现代伦理共同体，构建人与自然、人与多元非人物种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的后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