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参加过一些学术会议，也做过一些发言和致辞，但没有今天致辞时这么激动。这不仅仅是因为今天在上海大学召开“方梦之学术思想研讨会”给我带来的振奋，也不仅仅是因为我在会场见到了各位译学界的好友感到高兴，更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作为中国的翻译人和中国的翻译学者所具有的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我们应该有的时代的担当，让我心潮澎湃。

方梦之先生今年已90岁高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翻译中国”研究丛书推出的第一部著作的作者。这位90岁高龄的译学界前辈的身上，有一种引领性的力量。这种引领，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学术引领、思想引领，更是一种精神引领和使命的担当。

我比他小19岁，隔了整整一代。看到精神矍铄的方先生，看到我们译学界在座的优秀中青年学者，我觉得心里真的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在我们这个时代，翻译具有真正的担当！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要主题，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鉴、人类共同体的构建，都必须要有翻译。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在中华民族的觉醒、新中国的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和当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我觉得我们翻译人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回望历史，我认为我们新一代的翻译人，要向老一辈学习，当我们的民族沉沦，当我们整个社会发展滞后，需要外来思想的指引时，我们要努力翻译世界，要把世界上的一些新的思想、新的学术、新的观念翻译过来，丰富我们的语言，发展我们的思维，改造我们的社会。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中国的翻译人，应该自觉而又坚定地担当起服务国家战略的重任，助力中国走向世界，促进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当中，我们翻译人又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翻译中国、沟通中外的伟大重任。“翻译中国”研究丛书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在中国的翻译人、翻译学者的这样一种使命担当中推出。

在策划这套“翻译中国”研究丛书时，我们认为，中国的学界、翻译学界不仅要继续翻译好世界，还要做出更多的努力，翻译好中国，让世界和中国能够真正地交互，让翻译中国和翻译世界能够真正地相互促进。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仅仅是走出去，还要继续引进来。我觉得，我们人类能够在这种内与外、我与他之间的交往当中，甚至在冲突当中去交流，在交流当中去发现问题，在发现问题当中去寻找和平、共处、发展的共同之道。面对这样一项重任，我们的学界理应发挥探索精神，拓展新时代的翻译与翻译研究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催生了新的思想，拓展了新的发展道路。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中国要进一步在世界的事务当中承担责任，发挥作用，“翻译中国”因此而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跟“翻译中国”这一重任结合起来，去总结、梳理“翻译中国”当中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在话语体系的构建方面做出我们特有的贡献。

这套丛书一共有四个系列：文学翻译系列、文化翻译系列、话语翻译系列、译学探索系列。从前面的“文学翻译”“文化翻译”两个系列名称，可以看到，我们要凸显文学和文化两个层面，进行专门的系列研究。这样的研究思路与重点，会让我们想到五四运动。实际上，五四这场伟大的运动是在语言、文学、文化三个层面展开的，那就是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旨在让每一个民众能够掌握语言，能够接受新思想。新文学运动则是以文学为媒，让新思想抵达人心、沟通人性。新文化就是在语言和文学的基础之上起到“化”的作用，反对旧道德，提倡科学与民主。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把话语的译介探索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出了关于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基础是话语建设。各个学科的话语有何特质？与西方的话语体系有什么样的差异？在整个世界的各种话语体系的建设当中，我们中国学人有没有可能做出原创性的贡献？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探索，我们翻译学人要在理论话语译介与中国学派翻译学构建这两个重大领域做出我们的贡献。这就是这套丛书的“话语译介”“译学探索”这另两个系列要探讨的问题。

方梦之先生的著作就是“译学探索”系列的第一部。这部书看上去并不厚，但是我觉得它意义非凡。首先，作者是一位90岁老人，是一位在翻译研究耕作了60多载的先生。他这种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对翻译事业的执着，对翻译的不懈的探索，是我本人和我们这些译学后辈应该努力学习的。正是在他这种精神的召唤之下，我相信，我们中国的翻译事业一定会取得重要进展。在整个译学的探索过程当中，我觉得方梦之先生不仅仅以其不懈探索的精神在引领，更是以其创新性的翻译思想和自成一体的翻译理论在真正地指引着我们。

我没有因为要参加这次会议，临时去翻阅有关材料。当学界说到中国翻译界非常重要的一些时刻，或者翻译界一些重要的事件或一些重要的著作和观点时，方梦之的名字就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在我脑海中，就会打开我们对中国译学探索的回顾之路。大家都知道，方梦之先生是应用翻译学的奠基人，是《上海翻译》的创办者。当我们进一步去梳理方梦之先生所取得的成就时，我觉得他有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他的翻译思想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伟大的翻译实践，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悠久的翻译历史。从他对中国科技翻译家的研究、对中国翻译家的研究，到《中国译学大辞典》的编纂，再到今天我们手里拿到的《中国译学话语：建构与阐释》（点击书名了解详情，下同），都能看到一个词，那就是：中国。他的翻译探索，聚焦的是中国问题，彰显的是中国学者的精神主体。他的研究不仅仅回应了国家的战略需求，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我觉得更是源自于一个翻译学人的自觉理论追求，源自于一种内生的动力。六十多年来，他一直在自觉地、自信地、努力地进行翻译探索和理论构建。这种自觉的理论意识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我觉得就构成了中国译学话语建构和阐释的底色和基础。

《中国译学话语：建构与阐释》所体现的这种精神和探索，不仅仅只适用于中国的译学探索。我认为，方梦之先生在这本书中的很多思考都具有创造性的意义，应该对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都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他用了“建构与阐释”这两个词，意义重大。这种建构是科学性的建构，是中国本土理论的一种建构。这种阐释是一种非常重要、创造性的转换，是创造性、发展性的阐释。作为“翻译中国”研究丛书的三位总主编之一，我非常感谢有机会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方先生的这本著作。

丛书的另外两位主编，一位是我的好朋友王克非先生，一位是任文教授。我们整个丛书的推进过程当中，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很多支持。今天在座的专家中有多位也是我们丛书的编委、作者。周领顺教授的《译者行为批评应用研究》已经交给了出版社；傅敬民教授的《应用翻译研究探索》也已完成了初稿；还有陈大亮教授《中国译话的概念演变与体系重建》也即将完成。在今年推出的著作还有《中央文献译介与传播研究》《中华武术文化译介与传播研究》等。

在未来的几年，在这套丛书不断探索、推出新著的过程中，我相信学界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希望在座的各位编委和学者对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的这套丛书能够给予多多的支持。我本人也会非常努力地履行好总主编的职责，以学习、领会方梦之先生的这部新著为契机，继续做好、做实推广、传播、评论的工作。然而，“翻译中国”，是当代中国翻译共同体的事业，促进中国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我们大家扎扎实实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