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翻译界对葛浩文把《我不是潘金莲》翻译为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发出一片喝彩之声，但不同程度上含有主观的一面。第一种观点认为，葛浩文没有直译为I Am Not Pan Jinlian，是因为西方的英语读者不了解“潘金莲”的文化含义，完全感受不到潘金莲这个文化符号在中国读者心中所产生的反应，因此会造成理解的障碍（伍洋 2017：318；许诗焱、张杰 2020：161）。但是，冯小刚团队的意译和归化的做法（I Am Not Madame Bovary / 《我不是包法利夫人》）不就跨越了这个障碍吗？第二种观点认为，“就故事的荒诞性而言，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表达了一种无中生有的意义，原文中没有出现杀夫情节，用一个不曾有过的情节做题名，其荒诞寓意不言自明”（王冬青 2016：87）。但是，要以荒诞对荒诞，方法何其之多，何必要与原作品产生关联？第三种观点认为，“葛浩文的译文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巧妙地弱化了‘潘金莲’妖艳、淫荡的文化意象，强化了‘李雪莲’含冤申诉的小说主题，与原文的主题契合度颇高”（阮敏 2017：57）。但是，“潘金莲”的人物形象必须要弱化吗？整部小说并没有围绕“谋害亲夫”做文章。这根本不是含冤申诉的主题，又何必拿一个不相关的冤情来强化李雪莲的含冤申诉呢？第四种观点认为，“葛浩文将英译本小说的书名改译为‘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虽然没有突显出轨毒夫的桥段，但情感上是有了‘冤屈’的成分，而且片名制造的悬疑能够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伍洋 2017：318）。但是，悬疑非要靠一个不相关的情节来制造吗？第五种观点认为，这是创造性翻译，目的是为了“吸引读者”（李烨 2019：94）。但是，贴上翻译的标签却讲不出学理上的理由，如果毫不相关的离奇表述就能吸引读者，那么吸引读者的方法何其之多！也有把小说的翻译和电影的翻译放在一起讨论的，例如许诗焱、张杰（2020：161）认为：

小说的译者和电影的译者并没有合作和协商的关系，这个文化符号的“部分意义”只是与小说不相关的部分故事情节。至于翻译的效果，“两个意象相互叠加”还只是“基本再现了‘潘金莲’这个符号在中国读者和观众心中所代表的含义”，至少说明这样的翻译仍然是不够充分的。

有的甚至认为“我没有谋害亲夫”是李雪莲的辩护词，但这类话在她口中确实没有出现过。而且，如果一句辩护词可以成为小说的题目，那么为什么不找一句小说中真实存在的辩护词呢？而如果说葛浩文想通过宣扬或暗示暴力来达到吸引一般市场读者的目的，那么色情（“潘金莲”=淫妇）不是同样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吗？莫言作品中不同地方出现过“破鞋”一语，葛浩文使用过loose woman、whore、harlot等不同的字眼，在这里使用哪个，都可以和“潘金莲”画上等号。

小说原文并没有体现谋害亲夫的情节。为此，小说在叙述时还专门和“潘金莲”作了对比：

译者在翻译时是有能动性的。根据葛浩文的小说名翻译实践看，如果他认为原题目不够全面，就会加以丰富，例如他把小说《玉米》翻译为Three Sisters；如果认为原题目内涵不够充分，就会加以改写，例如他把《尘埃落定》改写为Red Poppies（红罂粟），但总体上是指向原文及其意义的，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既然翻译涉及“潘金莲”故事里的一点情节，就难免不让人想到葛浩文的理解可能有误。作者刘震云在讨论会上也谈到了《我不是潘金莲》书名的翻译：

译者葛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