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时间性和汉语空间性特质的深入论述——《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读书小记

作者：曾光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关于英汉时空对比这一方面的研究，王文斌教授已在各类期刊发表了相关论文。如果说前期的论文是阶段性成果，那么本书则是系统梳理其英汉对比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将分散的观点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部著作指出了英汉差异的根本原因——思维方式的不同，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角度审视了英语和汉语的表现行为，触及了这两种语言的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力图揭示英汉语的本质性差异。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扎实的研究基础

作为对比语言学的论著，此书有丰富详实的前人研究做基础。例如，在第一章论述汉语中的“时”和“体”这一问题时，作者梳理了黎锦熙（1924/2007），金昌吉、张小萌（1998），龙果夫（1952），雅洪托夫（1958），张秀（1957），高名凯（1948/2011）等学者的观点，这样丰富的理论研究基础，可见研究者阅读量之大和其对内容挖掘之深。在第二章论述英语的时间性特质时，作者引用了当代语言学的欧洲思想起源，讨论了从古希腊开始可资考据的语言学史料，即古印度语法学家Sakatayana从词源的角度对动词和动词性词根所做的分析；在分析汉语的空间性特质时，作者引用了我国最早的一部释义词典——《尔雅》中倚重于空间的基本释义手段，以及《说文解字》中的以空间隐喻时间现象，即以理解空间的方式理解时间，时间意识染上了空间意识的色彩，具有了类似于空间的结构和特征。在探讨英语中be的词源学分析时，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对原始印欧语的构拟，作者指出其来源有bheue、es、wes、er等，并且注明此类内容参考了“词源在线”网站，该网站认定词源的依据来源于72种自1829至2008年间欧美各国出版的词典。同时，作者援引了公元前5世纪古印度语言学家Yaska的《词源学》一书以及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语言学家Panini的著作《语言结构规则》。相比之下，在研究汉语的“有/是/在”的词源时，作者引用了《说文解字·日部》《说文解字·月部》《说文解字·土部》以及《易经》中的相关论据，从而证明了英汉存在“动词的动词性差异”：不表行为的be具有明显的时间性特质，具有与其他动词同等丰富的语法形式，以及汉语的“有/是/在”具有空间性特质。

2. 丰富的案例和深刻的讨论

无论是英语语言，还是汉语语言，作者在论述时都给出了丰富的案例。例如在论述汉语中的个体量词和英语中的群体量词时，作者给出了22个现代汉语例证，24个古代汉语例证，24个英语例证。这样丰富充实、时间跨度大的例证在英汉对比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作者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再如论述汉语重视主体意识，英语注重客体意识时，作者引用了《孟子·尽心上》中的“万物皆备于我矣”以及《庄子·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来论述汉语建立在主客体统一、人与自然合一意义上的主体思维方式。作者还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来说明在时间这条河流中，一切事物瞬息万变，转眼间此物已非此物。以此强调在西方人的思维中，变化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可逆的，时间在他们意识中的存在方式不具有形态上的多样循环性，只是线性的前行。

在论述中文的整体思维，“以空间隐喻时间”时，作者引用了《说文解字》中对“年”字和“春”字的解释，说明了以空间隐喻时间的汉语空间结构和特征。

3. 深入的论述

作者不仅仅从语言表象来谈英汉语言的时间性与空间性，还深入到思维层面，甚至深入到语言基因层面来洞察两者的本质性差异。作者借用语言学家Ajami（2015）的观点，将语言和生物体进行类比，用生物的不同基因来类比语言基因也有彼此差异，把语言的不同归根于遗传的信息集的差异。这样的深入论述推源溯始，追寻英汉语言基因及其演化，从而可以从源头入手，探寻英汉语个性差异的根本缘由，审查其语言表征习性。

在论述西方哲学存在（being），时间的同一性与be的时间性，以及中国哲学的整体观与“有”的空间性特质时，作者引用了数位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观念，例如奥古斯丁、笛卡尔、斯宾诺莎、黑格尔、康德、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等哲学家，从他们的观点中总结道：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无论作为“注脚”的时间还是取得优先地位的时间，都被当作一个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事物，成为考察“是”（being）的视域。把“存在”（being）放在时间视域中进行思考，甚至把两者等同起来，这种思维方式是be时间性特质鲜明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哲学的引用论据方面，作者引用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经典著作《易经》上的相关内容，说明中国哲学从未把时间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和阐释，更未曾将时间作为视域探索存在问题。

在分析英语中通过形态手段由名词转化为动词的现象时，作者用了词源学分析，发现了其原始印欧语词根的动词性，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类讨论：譬如第一类名转动的情况是名词加前缀转为动词，如deduce的前缀de表示“离开”，duce表示“首领”。duce来自拉丁语ducem（leader），而ducem与duke同源，均来自原始印欧语动词性词根deuk（to lead）；再如befriend，其中的friend在现代英语中是个名词，但它却源自原始印欧语动词性词根pri-（to love）。第二类、第三类分别为名词通过内部屈折转为动词，以及动词缺省形态变化手段直接转为名词。这样的词源分析方法，追根溯源，深入到拉丁语、印欧语词根中，可见作者的剖析之深入。

4. 巧妙的类比

在本书第7章中，在探讨了表现于句构层面的英汉进行体标记的语法化差异以后，作者提出英语句构具有西方音乐特征，汉语句构具有中国绘画特征的说法，这一巧妙的跨学科类比，让读者从艺术的角度理解到英汉句构的不同。在具体论述中，作者谈到英语句构表征与西方音乐均具有勾连性、延续性、不可逆性，并且通过引用John F. Kennedy的就职演说文本，E. Bradbury的小说The Vacation中的文本实例来证明，英语句式具有鲜明的勾连性与连续性，有灵活的词汇手段（例如that、and、or、from、of和to which等），句式勾连紧密，衔接妥帖，如同西方音乐一般展现出单项不可逆的线性特征，反映了时间性的一维思维模式。作者也谈到汉语句构表征与中国绘画均具有块状性、离散性、可逆性，并且引用了曹雪芹、高鹗的作品《红楼梦》，李白作品《宫中行乐词八首·其二》来说明这样的特征。

一些读者会认为本书仅仅聚焦两种语言间的对比，这种观点可能不太准确。本书未仅停留在两种语言的对比上，还从英汉的时空差异性视角，检视中国英语学习者学习英语的行为。在第10章中，作者聚焦于中国学习者所产生的英语“流水句”和中国高中英语学习者语篇连贯特征迁移研究（从英汉差异角度），这样的研究模式将英汉语言对比研究和英语教学联系了起来。在流水句的产生现象剖析中，作者采取了语料库的方法，结合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CLEC）审视中国学习者的英语书面语产生情况。在具体操作之前，作者对语言迁移理论作了回顾，指出目前对这类句子的根本成因剖析不深入，也尚未揭示隐藏于语言表面的深层因素。接下来，作者通过案例说明中国学习者流水句的主要特征，并且从汉民族和英民族的思维差异角度讲解了产生流水句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策略。通过分析研究结果，作者给出了中国学习者产出英语流水句的根本缘由，并提出这对我国英语教学中的教学大纲制定、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方法创新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这对于我日常的英语教学也很有启示：我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尝试全英教学，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了解到，学生即使在全英教学的环境下也是无法进行全英思维的，因为母语思维会自觉类推，遇到较难的概念尤其如此，所以，应该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有目的的对比，预见学生在二语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从而选择并确定教学的难点和重点。在选择学生的课外阅读材料时，我曾经推荐他们去读英文原版小说，但是后来发现除了英语专业的学生之外，很少有学生能够完整地读完一本原版小说。这说明这种方式忽略了汉语对于学习者可能存在的影响，我在选材时应该充分认识母语与英语的根源性差异，并积极关注其负迁移作用。基于此，我后来选择了中英双语对照的外刊阅读，学生的反映则好了很多。可见，母语与目标语的对比分析有助于学习者预防和减少负迁移，语际共性的认识可以使学习者更积极地对待自己的母语，并促进正迁移（文秋芳 2010）。

在后记中，王文斌教授谈到，关于英汉的时空差异，他在2007年最初的研究念头仅仅是写一篇论文，可是后来随着阅读面的拓展和思考的进一步深入，他意识到需要审视的现象和问题越来越多，并逐步领悟到英汉语的时空差异涉及英汉语的本质性差异，进而产生了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想法。从他获批国家课题基金的2011年，到本书出版的2019年，历时将近10年之久。本书包含丰富的案例资源和深入的案例分析，阅读本书，为我的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很多启示，王教授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也深深地感动和鼓舞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