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本书，可以看到赵国新教授和袁方博士将文化唯物主义从开端至发展、高潮的发展历程梳理得清晰透彻，对文化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建树也有详细的介绍。文化唯物主义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英国学院派文学批评领域驰骋发展近四十年，硕果累累，成绩斐然；文化唯物主义者醉心于文艺复兴领域，尤其是莎士比亚研究。文化唯物主义的出现由种种因素促成，或受新左派运动这一外在的社会因素驱动，或受内在学理因素影响；文化唯物主义不仅对“细绎派”的道德形式和蒂利亚德的历史主义进行大胆扬弃，更重要的是，它还得益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塑造，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威廉斯的文化理论构成了文化唯物主义立论的思想框架，其浓厚的左翼文学色彩由此而来。

文化唯物主义者认为作家无法独立于其所处的时代，超越其身处的环境。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不论是作家自身思想视野的发展，还是他们经历的生活、文学创作，都无法幸免于社会环境的雕琢，难以抵挡主导意识形态或话语的塑造。这些元素悄无声息地在作家无意识的状态下内化为其思想成分。由此可见，受社会环境影响，作家作品不可避免地沦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载体。如此一来，作家作品难免会发展为文化霸权的代言人，因此，批评家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作品中反映的意识形态。同时，文化唯物主义者坚持如果只局限于分析作品所折射出的意识形态以及权力运行的机制，未免过于狭隘，他们相信还有一种与主导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潜伏于文学作品之中。仅从唯物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的层面出发，显然可视文化唯物主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可以粗略地说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在英国的一支。然而文化唯物主义在其他领域的建树，例如后殖民研究、女性主义、同性恋研究等方面，又使其有别于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

艾伦·辛菲尔德是文化唯物主义研究的核心人物，其早期研究集中于英国文艺复兴文学以及莎士比亚研究，后期研究的重心转向对同性恋文学的挖掘。辛菲尔德的莎士比亚研究和同性恋诗学研究早已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辛菲尔德系统使用文化唯物主义批判英国当代莎士比亚教学和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他认为如果在学生的教育过程中只强调机械式的背诵，而不注重对学生批判思考能力的培养，那么这样的教育无疑是失败的，右翼势力正是借此方法向学生灌输其保守的意识形态。辛菲尔德坚持文本是各种思想共生的场所，批评家应潜入强大的主流思想的汪洋，寻找埋藏于海底、属于边缘群体的思想宝藏。遗憾的是，辛菲尔德后期的研究偏离了前期的轨迹，失去了其鲜明的特色，历史意识逐渐淡漠。

艾伦·辛菲尔德

 

乔纳森·多利莫尔继承了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他与辛菲尔德合著的《政治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的新论》一书明确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方法，最为显著之处在于文化唯物主义架起了文本与语境之间沟通的桥梁，阐明文学与历史之间深刻的相关性；另外，文化唯物主义者渴望听到正统意识形态之外的声音；文化唯物主义者力求揭示弥散在社会中的观念和实践活动如何将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推向正统，将某一阶级的利益模糊为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以掩盖社会矛盾和分歧。多利莫尔在其文化唯物主义研究中融入了女性主义、同性恋研究等元素，竭力探求消解西方文化中主流与非主流元素的方法，为非主流文化稳固根基提供了支撑力量。

 

乔纳森·多利莫尔

 

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实践

 

如果将文化唯物主义比作一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那么阅读本书，我看到的不只是它生根、发芽与繁茂的过程，还有梧桐花盛放时彩蝶飞舞、鸟语花香的美妙图景。在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世界中，细细品读辛菲尔德和多利莫尔的批评作品，自有清风徐来。借助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方式，辛菲尔德从《麦克白》中剖析出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将国家暴力合法化，迎合詹姆士一世的绝对主义意识形态，以正统君主和篡位暴君的对立体现出对绝对主义国家的支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是合法的君主也有可能演化为暴君。辛菲尔德挖掘出作品中颠覆国家意识形态的元素，揭示了其中隐藏的对暴力统治的不满。此外，辛菲尔德不满于英国的莎士比亚教学，他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在英国考试中的屡次出现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用意。他认为，抹杀作品里的多重意义只强调其中有且只有唯一的内涵，其实过于草率。

 

麦克白刺杀国王邓肯

 

多利莫尔分析《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时，指出莎士比亚并未盲从神学意识形态，呈现融洽和睦的社会秩序，相反，作品中凸显的更多是战乱和无序。作品中的人物多是利己主义者，他们在反抗神学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因时而动。多利莫尔有意在文化唯物主义视角下观察《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他认为表面上这部作品充满浓烈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但是权力和政治才是其中的核心要义。社会是人与环境关系的总和，是可以长久维持的稳定结构，多利莫尔坚信社会中的各个重要元素彼此相依，权力与爱情、荣耀、美德的实现与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除了经典案例之外，本书作者通过对萧伯纳的《芭巴拉少校》进行文本分析，为读者展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路径。作者首先描绘萧伯纳身处的历史背景，随后叙述作品故事，阐释主题及其内在矛盾，分析重点人物个性及成因，再转向对英国社会阶层的分析，最后回归至阐释说明社会意识形态，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有血有肉的论述，完整充实。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几乎同时出现，二者在理论和批评实践上高度一致，都强调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解读《艰难时世》，除了对社会历史进行描述外，作者也就小说中的矛盾展开详尽介绍，指出狄更斯的创作无法脱离历史环境而存在，小说中的矛盾源于社会舆论氛围的影响。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无论狄更斯如何小心翼翼，环境都会在其作品中留下微妙的痕迹，而这正是文学批评研究者可以挖掘的关键所在。

 

                             

《芭巴拉少校》剧照                                                                                                                  《艰难时世》

 

结语

 

作为读者，尽管对于文化唯物主义的概念并不熟悉，却也能通过作者的娓娓道来，将核心观念认识了然，收获颇丰。作者以细腻的笔触阐述文化唯物主义发展的思想渊源和历史，描绘英国新左派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建树，介绍老一代新左派与新一代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架构以及面临的窘境为开端；至介绍讨论两位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辛菲尔德和多利莫尔的思想内涵及其成就；再至使用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理论分析《芭巴拉少校》，透析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艰难时世》，步步深入，层层递进。

 

通过研读《文化唯物主义》，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认知体系，在日后的文论分析写作中，研究作家身后的社会历史环境已是我绕不过的一环。我认识到作者无法生活在真空世界，其思想情感不可能独立于环境背景。作为读者，除了细察作品反映的本体世界外，还需要寻觅更多深层次的文化思想，仔细聆听主流意识之下的更多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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