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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主持人语

“语言哲学研究”专栏

主持人语（佟立）：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也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被西方学界誉为“哲学的第三次革命”。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家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开拓了语言与实在、语言与人、语言与思想、语言与科学、语言与逻辑、语言与交际、语言与翻译等新的研究领域，形成了现代语言哲学思潮，丰富了语言世界的研究内容，促进了科学进步、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丰富了思想库和语料库，对于科学研究、哲学研究、语言文化研究、人工智能研究以及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代语言哲学用语言分析代替本体论研究，用知识表达形式的分析代替知识论的研究，是现代语言哲学的共同特征，由此改变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研究范式。

由于西方语言哲学的研究也存在着繁琐化和纯符号化的倾向，使得语言哲学的研究成了非专业学者很难问津的领域。当前我国对语言哲学的研究主要以外国哲学学者和外语学者为研究主体，研究西方语言哲学流派、代表人物、重要观点、基本理论和方法，翻译了语言哲学代表作，促进了思想解放，培养了理性批判能力，取得了重要成果。当代语言哲学对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心智哲学、认知科学、行为意向、信念动机等都有重要的影响。由于我国语言哲学的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如何推进我国语言哲学研究，提升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面临着诸多挑战。

本专栏组稿五篇，佟立的《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百年演化与新走向——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语言哲学转向》通过比较现代与后现代语言哲学观之异同特征，阐释了从现代语言哲学向后现代语言哲学转折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原因，论述了后现代语言哲学与生态语言哲学的有机关系，丰富了语言哲学、生态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内容和语言表达方式。王治河、蔚蓝和樊美筠的《从机械语言学到有机语言学》对现代机械语言学进行了深入反思，提出发展一种后现代有机语言学，认为这种有机语言学对于推动有机整体思想，营造有机语言环境，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汉字的繁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姚东旭的《维特根斯坦论颜色现象学语言》主要论述了维特根斯坦中期与后期关于颜色现象学语言的不同观点，指出了现象学语言问题的研究实际属于一种概念的分析，由此提出了现象学语言的存在性问题。从当代颜色哲学视角对维氏颜色现象学语言的剖析拓展了维氏颜色语言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杨玉成的《论奥斯汀作为哲学方法的语言现象学》主要论述了奥斯汀运用语言现象学方法处理传统哲学问题的主要理论依据，介绍了语言现象学方法的实际操作步骤，并对运用这种方法来厘清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提出了初步设想，对于学界掌握和运用奥斯汀的语言现象学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沈学甫的《普特南论概念相对性》从阐释普特南早年为探究意义与真理问题而提出的认知对等出发，分析了语言哲学中的概念相对性问题。普特南的后期哲学通过质疑真理一元论使他走上了多元主义之路。文章澄清了普特南、戴维森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学理关系，提出了普特南回归美国传统实用主义的必然性。

“语言哲学研究”专栏的五篇文章通过对语言哲学的分析澄清表征时代精神的语言实质和意义，厘清“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对于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语言异化的关系，分析后现代性与生态思想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语言命题，树立全球眼光，理性思考全球问题，培养理性语言批判能力，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随着当代全球问题的凸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家园已成为时代主题，而建构中国特色的生态语言哲学和传播中国生态文明智慧则是哲学工作者和外语工作者的历史重任。

“文学话语研究”专栏

主持人语（潘红）：

文学创作是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话语实践。文学话语作为对社会生活一种修辞化的言说方式、对人类生存哲学的审美化追问，所建构的虚拟世界展现出人类千姿百态的生活状态、生存哲学、世界认知特征和精神寄托，赋予文学一种世界认知和知识建构的功能，即透过文学话语认知社会心理，认知人的生存理想，认知人类对生存意义与人性的不懈探索。文学话语展现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思想意识，再现渗透在现实社会中的知识体系和权力运作方式。文学不是封闭的审美性语言文本，而是充满了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文学为理解、建构现实世界打开了一条通道。文学研究只有从狭隘的语言学模式中突围出来，打通学科的边界，才能通达文学的本真。

费尔克劳等学者的批判话语分析包含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话语隐含的权力关系、话语的历史性、话语建构社会与文化、话语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文本研究的语境化路径。当语言淡化为文学研究的背景，话语作为关键词进入文学研究的前景，聚焦于文学话语形成的历史考察，文学特有话语体系所呈现的是作品意义的核心，即特定语境中文学表征的社会现实、建构的思想意识以及这一过程中各种权势关系的博弈。

本栏目的四篇论文以话语研究视角探究文学文本的深层意义，展示文学话语与社会语境的互为建构关系。钟晓文以《人性的污秽》中复现的white/spook为话语线索探究小说的叙事驱动，文本中的话语权力关系所蕴含的种族主义思想建构了小说的主题。陈斌峰基于文学是话语实践的立论剖析了《记忆传授人》中房子、苹果、河流、雪花等意象的话语意义，阐述了文学意象与社会意识的互动关系。殷贝从隐喻视角分析了多丽丝·莱辛笔下的沃灵帝国原有话语体系分崩离析的原因，从隐喻及其认知特点解析帝国走向衰弱的根源。王诗客追溯《浮生六记》的历史语境，以特定历史时期文学体裁观念的变化为视角，观察三个英译本的内容选译侧重，揭示了不同体裁观念对英译方法与译本意义建构的影响。四篇论文整合了文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等相关学科的不同经验，是解读文学话语的一个新尝试。文学话语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构成，不是自我封闭的孤立文本。文学研究如果囿于自身的界域和思辨逻辑，既无法看清文学所展示的世界，也无法看清文学本身。文学叙述所取不应该为学术叙述所弃。

“翻译的副文本研究”专栏

主持人语（冯智强）：

副文本（paratext）这一概念最初由法国文艺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于20世纪70年代在《广义文本导论》一书中提出，而后在《隐迹文本》和《副文本：阐释的门槛》等作品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用来指“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Genette，1997：1），其中主要包括以标题、序、跋、题辞、图片、注释、附录等随书一同出现的内副文本（peritext）和以访谈、对话、书信、日记、书评、书刊广告等为代表的外副文本（epitext）。副文本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影响不断扩大，已延伸至文学、语言及翻译等诸多领域。

翻译领域的副文本研究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特别是文化转向之后。随着翻译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宽，研究者更加关注文本周边和文本之外的元素，特别是译本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副文本因其可以为翻译活动提供各种线索，为正文本提供必要的补充，从而揭示译者的翻译思想，发现翻译动机，解读译本的生成机制，还原翻译现场等而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副文本可以带领读者重返当时译本的生成语境，见证译者的心路历程，体会每个字、每句话的重量和温度，而这一切恰恰都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翻译与副文本结缘拓宽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同时也加深了对翻译研究本身的理解，从而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

本期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解读和诠释了副文本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及其相互间的互动关系。冯智强和庞秀成的《副文本生存状态下的林语堂译论话语》一文从林语堂著译作品中丰富的副文本出发，解读了存在于其中关涉翻译本质、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翻译原则、翻译心理以及翻译伦理等独到的译论话语，并进一步探讨了中西译论话语在历史渊源、表现形式和功能等方面的差异，以推进林语堂翻译思想的全面把握和副文本研究的纵深发展，同时促进中西译论话语的沟通与交流。荆素蓉的《“双非”文本翻译中的副文本因素——基于汉语文博资料英译实践的考察》一文则以作者多年从事汉语文博资料的英译实践为基础，全面考察了“双非”文本，即非正式出版的、非文学文本翻译过程中常见的三种副文本元素——词汇表、文内夹注和排版格式的类别属性、表现形式与效用功能，并高度提炼出时效性强、形式多样、功能多元这一“双非”文本翻译中副文本的典型特色，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目前国内以翻译为导向的副文本研究中仅以正式出版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的不足。耿强的《副文本与中国翻译话语的再考察（1949-1966）》一文则通过考察建国十七年（1949-1966）这个重要历史时期内英国文学汉译本中大量的序、跋等副文本，对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翻译理论“神化”说提出了质疑，指出这一时期复杂多样的翻译话语远非只是“神似”论和“化境”说可以概括，重新审视了译著的副文本对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价值和意义。作为社会主流或公共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翻译话语深受特定时期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影响，本身并不具有明显的自主性。理想中的翻译标准围绕着忠实、畅达、朴素、精简等话语展开，主要承担着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为我们认识副文本的特殊作用打开了新的思路。希望本栏目的文章能够引起各位方家的关注，将翻译领域的副文本研究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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