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屈海燕、冯全功（以下简称“屈、冯”）：许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的《翻译概论》（修订版）荣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这是我国翻译学科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国内翻译学科教材建设的又一里程碑。作为一位资深的翻译教育专家，您如何看待这一奖项的重要意义？

许钧（以下简称“许”）：《翻译概论》（修订版）能够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活动中获得高等教育类一等奖，我感到高兴，也很感激。特别感谢学界同仁对我的鼓励。我觉得，这个奖项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更是对整个翻译学科的认可，我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全国教材建设奖的设立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总结我国教材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就，表彰奖励优秀教材以及对教材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与个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带动教材质量的整体提升。我之所以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是因为这次获奖只是起点，如何编写出更多高质量、符合国家和时代需求的优秀教材，是我们每位教师需要认真思考与探索的。就翻译教材而言，如何发挥每位优秀教师的力量，如何调动编写教材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如何带动翻译教材质量的整体提升，如何有效地使用优秀教材，如何真正发挥高质量的翻译教材在立德树人方面的作用，也是我们翻译界的每位教师需要认真考虑的。我相信将来会涌现出更多的优秀教材，在培养新时代翻译人才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2）屈、冯：您曾以做翻译、教翻译和研究翻译“三位一体”的方式来总结您与翻译之间的关系。这三方面对您的教材编写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许：的确，四十多年来，我主要就是在做翻译、教翻译和研究翻译，这三方面对我的教材编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做过口译，也做过笔译。1976年，我在法国留学时，就有幸被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选中，为中国卫星火箭代表团做口译。之后，我又迷上了文学翻译，从1980年真正动笔翻译算起，做笔译已经有四十多个春秋了，翻译了包括巴尔扎克、雨果、普鲁斯特、昆德拉、勒克莱齐奥等在内的多位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些翻译实践经历不但大大提升了我的翻译能力，也让我对翻译有了切身的体悟与深刻的认识。例如，我在《翻译概论》第七章讲到了翻译活动的三对矛盾，即可译与不可译、异与同、形与神，就是基于我大量的文学翻译实践感悟与思考总结出来的。如果没有亲身实践，写出来的东西常会有隔靴搔痒之感。教材不是凭空编写出来的，教材编写者必须有教学经验。多年来，我一直在上翻译课，如给本科生上“汉译法”课程，给硕士生上“法汉翻译实践与理论”和“翻译通论”课程，给博士生上“翻译研究专题”课程。从南京大学到浙江大学，“翻译通论”这门课一直没有中断过，我一直在担任主讲教师。《翻译概论》从初版（2009年）到修订版（2020年），是在教学过程中修订的。在编写初版之前，我也已经上过多轮课了。有了丰富的教学经历与经验，思考会更加全面与系统，教材编写起来就会得心应手，也会把课堂上学生的反馈融入教材。作为一门概论性的教材，《翻译概论》不是对相关知识的简单介绍，而是融入了我多年的思考，这些思考都是研究的结晶。正是几十年来对翻译的深入思考与系统研究才使这本教材成为一本有一定学术深度的教材。当然，教材的编写不能只是自话自说，还要融入已有的相关研究，对前人观点有全面、辩证的认识，如对翻译的定义、翻译的主体、翻译的价值等方面的认识，都离不开相关研究。我想，一定的翻译实践、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扎实的翻译研究，对一部优秀翻译教材的编写而言是缺一不可的。

3）屈、冯：您多次提到季羡林先生所说“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对翻译学科而言，我们似也可以说“翻译教材之为用大矣哉！”。您能否谈一谈翻译教材建设对翻译人才培养的作用、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推动和对翻译实践的启发？

许：翻译教材的主要作用在于培养翻译人才。一部概论性教材，应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理解翻译的本质，认识翻译的价值与作用，了解翻译的机制与规律。翻译在于跨文化交流，人类文化与文明因交流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也是我把翻译视为“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的重要原因。翻译观在翻译人才培养中至关重要，翻译教材要融入正确的翻译观，体现在如何正确理解翻译的定义、翻译的过程、翻译的标准、翻译的价值等方方面面。我在教材中从五个方面对翻译的价值进行了论述，即翻译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这有利于学生全面认识与理解翻译，真正把握住翻译的精神。大多数翻译教材有很多翻译实践方面的范例，也有对相关翻译技巧的归纳与总结，对这些范例与技巧的学习、体悟与探讨，对学生的翻译实践无疑有较大的指导与协助作用。就此而言，翻译教材对指导学生了解正确的翻译方法与技巧，提升翻译能力应该是有帮助的。至于翻译教材与翻译理论研究的关系，我认为翻译教材要主动地融入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要跟得上时代与理论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兼顾实践性、针对性、系统性与理论性，发挥教材在各个方面应有的作用。

4）屈、冯：从《翻译概论》到《翻译概论》（修订版），体现了翻译教材建设的与时俱进，也反映了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变化。您认为在这十余年间，我国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领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翻译概论》（修订版）重点针对哪些新现象和新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

许：这十多年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针对翻译教学而言，国内先后设立了翻译专业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目前已有数百所培养单位，翻译学也成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五大支柱性学科之一。最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又印发通知，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翻译作为专业学位正式可以培养翻译博士专业学位，这标志着翻译学科和专业建设的又一实质性进展。这些政策与成果都是喜人的。国家与社会需求促进了这些政策的诞生，对翻译教育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的整个翻译教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先进的，规模也是最大的。针对翻译研究而言，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从“教学翻译”到“翻译教学”研究，从理论跟随国外到自主理论探索，从以语言学为主到多元化跨学科探索，从以文学翻译研究为主到多领域共同发展，从传统翻译研究到翻译技术研究等，这些都是近二十年涌现出的新变化。翻译研究总体态势是好的，译学界也出现了大量新秀，再加上国家对翻译的日益重视，发展后劲十足。为了顺应国家和时代需求，呼应翻译以及翻译研究的新动态，《翻译概论》（修订版）主要增加了两章内容。一是第十一章“新技术如何助推翻译与翻译研究”，我自己虽也积极关注翻译技术的发展，但毕竟是“技术盲”，这一章我是请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胡开宝教授撰写的。二是第十二章“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翻译研究如何开展”，这一章的写作是基于我近年对中国文学与文化外译的思考，我请南京大学曹丹红教授协助整理的。在此，我特别感谢两位教授的大力支持！

1）屈、冯：您在“后记”中提到这部教材与您的《翻译论》之间的传承关系。与《翻译论》相比，《翻译概论》内容更简洁，但又绝不是《翻译论》的简写本。在您看来，一本概论性的翻译理论教材，该如何选材，化繁为简，做到简练而又不简单化呢？

许：《翻译概论》的编写的确是以《翻译论》的思考与主干内容为基础，但专著与教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编写这本教材时，我从“翻译概论”课的教学实际出发，对结构做了重大调整，更新并充实了实际教学需要安排的内容，如把翻译批评论与翻译价值论分为两章、调整部分章节的次序、增添章节后的思考题等。教材紧扣“翻译”二字，宏观与微观兼顾，内部与外部紧密结合，以问题为线索，展开思考、研究与探讨。应该说，在《翻译概论》中，我融入了对翻译的一些新思考，教学的针对性也更强。关于概论性翻译理论教材的编写，全面而又不失深刻应该是一个标准。所谓全面指内容的覆盖性，要涵盖翻译的基本问题与翻译研究的主要方面，如翻译本质、翻译主体、翻译过程、翻译价值等；所谓深刻并不是要求像专著论文那样，而是要在综观的基础上有正确的导向，有鲜明的观点，有些观点不妨详细论述，有些观点不妨点到为止，要做到有轻有重，详略得当。如在教材第七章“翻译活动会遇到什么矛盾”中，我重点论述了三对矛盾及其相互关系（可译与不可译、异与同、形与神），但这不是翻译矛盾的全部，而是我认为这三对矛盾具有根本性，牵一发而动全身。“翻译有什么作用”等章节也是如此。编写概论性教材，要善于抓住各个话题的重点，纲举目张，其他不妨顺带论述。

2）屈、冯：《翻译概论》的编写体系性很强，您是如何安排这些章节结构的，每个章节是平行的还是层层推进的？

许：作为概论性教材，必须要有体系性，所以章节结构的安排很重要。总体而言，我想每个章节在逻辑上应该是层层推进的，不宜轻易调换位置，尤其是核心章节。《翻译概论》（修订版）第一章为简要的“翻译概说”，论述了翻译思考绕不过去的三个问题，即“翻译是什么”“翻译的是什么”与“翻译有何作用”。第二章就讨论“翻译是什么”，也就是翻译的本质问题，这是所有讨论的起点。接着是第三章“翻译是如何进行的”，也就是翻译过程，再接着是第四章“翻译什么”，也就是翻译的意义观问题。基于对翻译过程、翻译意义观的探讨，然后再探讨“谁在翻译”，也就是第五章的内容。这几章内容涉及比较根本的问题。然后再依次探讨以下几个问题：“有什么因素影响翻译活动”“翻译活动会遇到什么矛盾”“翻译有什么作用”“如何评价翻译”“如何在多元文化语境下认识翻译与翻译研究”“新技术如何助推翻译与翻译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翻译研究如何开展”。大致是按从内到外的路径展开的。

3）屈、冯：您本人集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于一身，对翻译独有洞见。但翻译理论教材写作不同于专著，需要全面、系统地介绍为学界所公认的一些共识，而不仅仅是著作者个人见解的阐述。您的教材既有您自己的创见，又反映了学界主流的认识。对于理论概述类教材如何在个人创见和共识之间取得一种视角的平衡，您有什么建议？

许：我在《翻译概论》中的确提出了很多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如我对翻译的定义，即“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这是我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再如我提出的“在交流中让意义再生”的观点、对翻译五重价值的论述等，这些都是基于自己的思考。人文学科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空无依傍的，都是在继承中发展的，不管你提出的观点有多新，总会有前人发出过类似的声音。这就需要对前人的研究或观点进行梳理，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教材编写同样遵循这样的思路。如对翻译过程的探讨，我自己比较认同广义的翻译过程，但这并不排除对狭义翻译过程的论述；对翻译意义观的探讨，我自己比较认同动态意义观，但对动态意义的论述需要以静态意义观为前提。针对如何在个人创见与共识之间取得平衡这个问题（其实共识也会发生改变的，尤其是从历时角度而言），我想编写者在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与倾向，但不要轻视或刻意忽略其他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这样编出来的理论性教材才有张力，才有活力，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4）屈、冯：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教材语言风格。作为一部理论类教材，《翻译概论》能够以流畅轻快的语言讲述宏大的理论问题，深入浅出，不枯燥，不艰涩。我们知道语言风格是翻译家所特别追求的，不知您对语言风格是否格外关注？您对这部教材的语言风格是如何定位、如何把握的？

许：作为一名翻译家，我对语言风格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视。如果一位作家没有自己的风格，作品便没有了生气。翻译家要尽量再现原作品的风格，我在翻译《追忆似水年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名家名作时对这一点体会很深。作为普及性的翻译理论教材，语言自然不宜晦涩难懂，要避免使用过多复杂的术语，尽量把其中的道理用浅近的语言论说出来，这也是对读者友好的一种表现。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编者要对相关理论与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与体悟，然后再用自己的话把它复述出来。我在编写这部教材时也尽力这样做了，希望在语言层面对读者不会造成阅读困难，能让读者尽可能多地吸收里面的内容与思想。

5）屈、冯：您也编著过其他有影响力的教材，如《法汉翻译教程》和《当代法国翻译理论》。请问《翻译概论》与这些教材有哪些区别与联系？

许：不同翻译教材的编写，有不同的目标定位。不过同一教材编写者编写的不同教材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关联。《当代法国翻译理论》是1998年出版的，顾名思义，主要是介绍与阐释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包括“翻译诗学”理论、翻译的释意派理论等。法国翻译理论是很活跃的，对我本人的影响也很深，法国翻译理论家的很多观点也融入了《翻译概论》，如在第四章“翻译什么”，我就专辟一小节讲释意派对意义的分类，这部分内容在《当代法国翻译理论》中有更加详细的论述。“异与同”是《翻译概论》第七章讲到的三对重要矛盾之一，我对“异”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基于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关于“异”的思考。作为当代西方翻译学的奠基人之一，贝尔曼的翻译思想很深刻，对我影响也很大，我把他的思想融入了相关翻译教材，并对之进行拓展思考。《法汉翻译教程》是2007年出版的，里面也涉及翻译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在前两章“翻译概述”与“翻译的过程与步骤”中，但内容非常扼要，没有《翻译概论》中那么详细。由于《法汉翻译教程》是本科生教材，所以重点在于实践讲解与赏析，如后面几章论述的“词义与翻译”“结构调整与长句的处理”“比喻与翻译”“谚语和成语的翻译”“语体与翻译”“标点符号的处理”等。从这些章节标题很容易发现，《法汉翻译教程》和《翻译概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作为理论概述性的教材，《翻译概论》基本上没有涉及实例的翻译。所以翻译教材的编写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定位，要有针对性，对症下药，方有成效。

1）屈、冯：“翻译概论”是高校MTI专业的必修课。由于各校情况不同，学生背景差异较大，特别是当学生来自其他专业，缺乏翻译理论背景知识，或有些青年教师缺乏教学经验，课堂上只能照本宣科时，教学效果会受到很大影响。对如何使用《翻译概论》教好“翻译概论”这门课，您有哪些建议？特别是对教学新手而言，应该从哪些方面提升自身能力和素养，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许：上好一门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学科概论性的课。从学生角度而言，攻读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学生由于专业背景不同，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翻译理论训练，这些翻译理论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需要花点力气补充关于翻译的系统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吸收课堂知识，吸收教材知识。从教师角度而言，更要系统了解整个翻译学科的相关知识，尤其是教学新手。其实，我在给浙江大学的学生上“翻译通论”课的时候，很多翻译教师都会去旁听，有的已经坚持五六年了，这也不妨说是一种自我充电。值得一提的是，冯全功博士从我的课堂上，从他参与“翻译通论”课教学的经历中，近年对很多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索，如翻译的定义、翻译的单位、翻译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的忠实观等，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我觉得这种自主探索值得鼓励，为其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教材为教学提供指引，好教师是不会照本宣科的，他们往往会有自己的研究与思考。所以针对教师而言，要上好“翻译概论”或“翻译通论”这门课，首先自己要对翻译的基本问题有清晰的认识与透彻的理解，要有自己的观点，对相关问题也要有一定的研究。除了多读书、多思考、多研究之外，别无他法。只有自身的认识体悟与理论素养提高了，才能透彻地理解教材中的内容与思想，才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基于但又不拘泥于教材。这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日积月累，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和学生一起思考，一起讨论，做到教研相长，把自己的课堂变成有针对性问题的课堂，变成有质疑、有讨论、有研究、有思考、有思想的课堂。这样一来，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就有保证了。

2）屈、冯：在学生方面，不少MTI专业学生对翻译的认识仍停留在“语言转换”层次，在实践中也难以感受到翻译理论的指引价值，因此对翻译理论类课程不够重视，也影响了教学效果。对于如何启发学生从追求翻译技艺到探索翻译之道，您有什么建议？

许：在本科翻译教学阶段，大家都强调“语言转换”，着重培养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这是没问题的。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甚至要贯穿译者的一生，需要终身学习，本科阶段也只是打基础而已。在研究生阶段，除了继续强化翻译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翻译能力之外，学生还要树立自己的翻译观，对翻译本身、翻译理论乃至整个翻译学科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这涉及从“如何译”到“何为译”“译何为”“为何译”等方面的思考。没有对这些问题相对全面的认识，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翻译硕士生或博士生。翻译理论的功能不只是指导翻译实践，翻译理论还能理解与认识翻译本身、描述与解释翻译实践、启发与预测翻译实践等。只有认识了翻译理论的多元功能，才不至于对理论产生误解。语言转换技巧是静态的，翻译实践本身是复杂的，需要我们用辩证的、动态的眼光去对待，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本领。翻译技艺是微观的、形而下的，翻译之道是宏观的、形而上的。从翻译技艺到翻译之道，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的翻译观，需要对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以及翻译的作用与价值有清醒的认识。这些都需要理论的指引，需要思想的介入，需要有一个“不变”的法宝。

3）屈、冯：作为教材出版者，我们也希望为“翻译概论”课程建设与教学创新提供更多支持，持续提升教材使用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您对出版社的教学支持工作有哪些建议？

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教材建设方面，成就卓著，有目共睹。应该说，没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徐建中和常小玲两位领导的鼓励、信任和支持，就不会有《翻译概论》这部教材的问世。责任编辑做了很多工作，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充分参与教材撰写的全过程，最大程度为教材编写服务，这让我感动。教材投入使用之后，出版社主动收集一些教师使用教材的反馈，然后再把这些反馈返给教材编写者，为继续改进与修订教材提供参考，这很重要。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组织课堂教学的交流会，提供一些优秀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作为样板，为兄弟院校的相关教师提供参考。还可以以《翻译概论》这部教材为抓手，推动课程建设和师资建设，打造一批“翻译概论”精品课程，发挥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在教学资源方面，可围绕教材，搜集一些密切相关的研究文献、学习资料、名家相关讲座等作为辅助学习资源，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符合时代要求和翻译人才培养需要的翻译课程资源库，推动翻译教学和研究。我相信课程资源库对拓展师生的学术视野、激发他们的理论思考还是有所帮助的。

1）屈、冯：您曾多次强调，文化交流应该双向互动发展。我们要向国外学习，也要主动展示自己，为他者提供新文化之源和新思想之光。这就需要通过翻译，把具有中国特色的鲜活思想与优秀文化介绍、推广至全世界。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这一重要转向对未来的翻译教学和教材编写会有哪些影响？您认为我国翻译界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许：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下，翻译愈来愈受到重视，尤其是汉译外，国家翻译能力也被提上日程。这对整个翻译学科的发展是一件大好事，教材编写要适应时代发展，呼应国家需求。我本人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中国文学与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也做了很多探索，还在《小说评论》等期刊上长期组织专栏探讨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对外译介与传播。这次修订版教材增添的一章“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翻译研究如何开展”，就是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种回应，以期引发更多师生关注这一领域，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作出自己的贡献。翻译教学与教材要体现思想导向与价值指引，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作为教学的执行者和教材的编写者，翻译教师一定要对“翻译中国”这个大局有清晰的认识，要知道国之所需，知道加强中译外研究是时代赋予我们译界学人的重任。我认为国家文化对外的深层次影响主要体现在价值观上，这是一种本质性的影响。因此，要提升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我们应当推动中国历史中形成的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文化“走出去”。我们需要强化这些本质性文化的国际传播，也需要助推大众文化的国际传播，综合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更是呼应党和国家需求的宝贵尝试，有助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和专业技能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全面落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要求。前不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组织一套翻译研究丛书的编写，常小玲副总编辑给我打电话，说出版社邀请我出任总主编，我欣然同意了，这套翻译研究丛书的名称，我建议就定为“‘翻译中国’研究丛书”。总之，我们在翻译教学与教材编写中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要求，把其视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在具体的教材编写与翻译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把相关要求与元素有机融入其中，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2）屈、冯：进入新时代，无论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都离不开翻译，离不开翻译人才，离不开翻译教育与学术研究。您对我国翻译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有怎样的理解和判断？

许：的确如此，在国家和社会需求的有力推动下，在广大译学界人士的不断努力下，翻译以及翻译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十多年来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翻译学在整个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的地位也大大提升。我们感到自豪，但依旧任重道远。如何做到翻译学科的内涵式发展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关于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我想以下几点值得我们积极关注与深入探索。第一，中国话语的对外译介和传播问题。这是事关国家战略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应该把学术性放在首位，同时兼顾对策性。我们的学术研究不是简单地回应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国家战略，而是要通过扎实的研究，不断创新，提出新观点、新建议，真正服务于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使传播内容变得更加精当，传播渠道变得更加顺畅，传播效果变得更加深入人心。第二，翻译教育研究的问题。翻译对维护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翻译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我们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翻译教育体系。无论是翻译教育体系建设，包括教材建设、翻译教学等，还是国家与社会对多语种人才以及特殊翻译人才的需求，都对翻译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赋予了翻译教育研究非常广阔的空间与前景。这需要我们努力探索，在世界翻译教育中形成一股引领力量。第三，翻译家与翻译史研究。要想真正认识翻译在人类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的伟大作用，必须要进行翻译家研究，包括古今中外的翻译家。翻译家研究依然大有可为，我们要深入翻译家的精神世界，探索翻译的建构力量以及翻译家的精神价值。我们不但要继续深入研究古今中外著名的翻译家，还要善于挖掘出大量被遮蔽的重要翻译家，尤其是具体学科或特殊领域内的翻译家。翻译家研究本身是翻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史研究既可以以翻译家为线索，也可以以翻译事件、翻译活动为中心。翻译史研究要展现出翻译与翻译家在中外文化交流与思想碰撞中的重要作用，从语言、社会、文化、文学、思想、政治以及具体学科等多个维度对翻译和翻译家进行立体化探索，挖掘翻译家的时代价值，树立翻译家的精神坐标。我坚信，不管是翻译教育研究，还是中国文学与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翻译家与翻译史研究，空间都很广阔，前景无限美好。

屈海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辑。主要研究领域：外语教学。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翻译学与法国文学。

冯全功，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翻译理论话语、翻译修辞学、《红楼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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