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会好吗?”——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2013/10/23
10月18日是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由中国文化书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中华孔子学会协办的“这个世界会好吗?——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艾恺、王尧等海内外知名学者,梁培宽、梁培恕等梁漱溟先生后人,以及廖晓义等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思想的追随者等七十余人共聚一堂,共同缅怀这位“最后的儒家”。
与会嘉宾共聚一堂,缅怀梁漱溟 |
梁漱溟(1893—1988)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只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北京大学任教;他成长于京城,却长期致力于乡村建设;他一生研究儒家学说,然而内心向往佛家生活……他一生始终追问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写出海内外第一部梁漱溟评传的艾恺教授评价他:“为什么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发言 | 梁漱溟次子梁培恕发言 |
本次纪念座谈会由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教授主持,在开幕致辞中,王守常院长回顾了梁漱溟先生的一生,他高度评价了梁先生在中国现代史,尤其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赞扬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实干家精神于当下社会的重要意义,指出研究、传承梁先生思想的必要性。王院长说:“今之学者为人,古之学者为己。梁先生思考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甚至是人类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中国没有解决好,世界也还在探索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用了这个题目:这个世界会好吗?”
中国文化书院王守常院长致辞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社长蔡剑峰在《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的首发之际致辞,并介绍了出版该书的因缘。蔡社长表示:《最后的儒家》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艾恺教授的成名作,也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长背景、思想发展轨迹、重要社会活动,并将之置于世界性反现代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予以解读。本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高度评价,出版当年即获得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佳著作奖。《最后的儒家》在中国有过几个中文译本,在国内学界和广大读者中有广泛影响。此次为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外研社特邀艾恺教授独家授权并修订译文,艾恺教授为此花了将近500个小时。同时,外研社还获得天津电视台授权,附赠以梁漱溟、艾恺交往故事为主题拍摄的获奖纪录片《泊客中国:对话最后的儒家》。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美)艾恺著,王宗昱、冀建中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定价:49.00元)
蔡社长说:“1935年,为了庆祝蔡元培先生的七秩寿辰,胡适和蒋梦麟等六人联名致信蔡先生,要为蔡先生赠送一所房屋,营造一所全社会的‘公共纪念坊’。林语堂先生后来忆及此事,撰文提出要‘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来祝贺蔡先生的百年寿诞。今天是梁漱溟先生两个甲子的生日。借用林语堂先生的贺辞,我们祝贺先生的寿辰,不但要‘以口为碑’,使先生的事业代代相传;‘以心为碑’,使先生的精神更感人至深;还要‘以文为碑’,使先生的功德寿于金石而不朽。《最后的儒家》修订版,就是我们‘以文为碑’献于先生的一份薄礼。”
外研社社长蔡剑峰致辞 |
与会的专家学者和梁漱溟先生的家人回顾了梁先生在学术、思想、社会实践上的卓越贡献,表达了追思之情。艾恺说:“梁先生觉得他自己不是学术界的人,也不是光看书写东西的人。他骨子里是一个活动家,他一辈子在社会活动方面花的时间比他写东西、做学问的时间多得多。像印度的甘地一样的,甘地也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现在大家都把甘地当成一个活动家,而不是学者了。”《最后的儒家》译者、北大哲学系教授王宗昱说:“我想我们今天纪念梁漱溟先生的意义,首先是学习他关心社会,我们应该研究现实问题,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第二我们要学习梁先生用开放的态度对待各种文化,第三是学习他的儒家修养。梁先生的一生是一个谜,我一直认为他已经是古代的人了,不需要再有了。但是目前出现的问题比他那个时代多,这也让我重新思考他提出的问题。”
美国汉学家、梁漱溟研究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发言 |
《最后的儒家》译者王宗昱发言 |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王尧、金春峰教授,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姚中秋教授(秋风),杭州师范大学邓新文教授,山东社科院社会所所长李善峰,梁漱溟纪念馆馆长刘庆亮以及蔡元培孙女蔡磊砢女士等也出席了座谈会,分享梁漱溟为人及著述对自己的影响。与会者中还有一些致力于践行梁漱溟乡村建设理想的实干家,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从事民间环保事业的廖晓义女士说:“我是梁先生的粉丝,我试图努力在这些年像他那样,作为一个思想、教育和行动三位一体的行动者去走完我后面的人生。我曾经满脑子都是西方哲学,相信西方的现代化可以救中国。后来经过了很长的一个路径我回家了,是因为读梁先生的书,他是带我回家的人。现在我在重庆做乐和家园的项目,希望推进乡村建设。” 座谈会吸引了媒体和文化界的关注,新华社著名记者唐师曾先生也到会场拍摄,并在自己的博客上做了图文报道。
与会嘉宾合影 |
会议最后,王守常院长作总结发言,指出梁漱溟先生的思想以及他提出的问题不但日益引起学者的注意,更引起社会的关注,引起出版界的关注,因为这些问题对当今的中国社会仍是非常重要的,有现实意义的,希望今后对梁先生思想的研究能进一步深入。
补充材料:
关于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林,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毕业于顺天中学堂,其后皆自学,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等,后投身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奔走国事,谋求国内团结,参与创建民盟,1946年任民盟秘书长。1949年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及《人心与人生》等。他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素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众说梁漱溟: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牟宗三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费孝通
关于《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长背景、思想发展轨迹、重要社会活动,并将之置于世界性反现代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予以解读。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受到各方高度评价,并于出版当年获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佳著作奖。本书在国内出版过几个中文译本,此次为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外研社推出了由艾恺教授亲自审校译文的中文修订版,并附赠天津电视台以梁漱溟、艾恺交往故事为主题拍摄的获奖纪录片《泊客中国:对话最后的儒家》。
众说本书:
《最后的儒家》是我读过的思想史传记中首屈一指的著作。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以及梁漱溟本人的深入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构思和文笔彰显出大师功力,仅仅是第一页就把读者深深吸引住了。本书虽说是严谨的史学著作,各种资料来源不啻几百种,却如小说般让人读得津津有味。
——谢伟思(John S. Service) 美国资深外交官、1944年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访问延安
艾恺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视角,方便我们审视中国革命,思考何为奉献和责任……有鉴于此书与中国目前的问题息息相关,并圈点了当代中国领导人无法回避的思想社会的难题,其出版可谓逢时矣!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最后的儒家》在同类著作中堪称翘楚,它使西方读者得以清楚地了解20世纪中国思想政治巨擘之动机与内心世界。……此书文笔一流,叙议结合,征引有力;分析拓展至心理与社会领域时,灵活而含蓄;叙述涉及熟知的历史段落时,毫无冗繁拖沓之嫌;悬念迭起,犹如一部精彩的小说。
——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
此书揭示了儒家思想的永无止境与儒家哲学的当代性。
——傅乐诗(Charlotte Furth)
以雄健清楚的文笔,艾恺写了一本广泛探索和详尽研究的书。
——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
艾恺表现出特别好的学术与记述能力。这部书一定能与最好的中国史书并列。
——史扶邻(Harold Z. Schiffrin)
《最后的儒家》是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显像,而艾恺将之叙述得非常好。
——詹姆斯·乔丹(James Jordan)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中文版)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长背景、思想发展轨迹、重要社会活动,并将之置于世界性反现代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予以解读。本书1979年获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佳著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