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高教研究院院长　董云川
　　基层地方高校不论是从哲学和人类学意义还是从文化学和社会学意义诸方面来说，都具有毋庸置疑和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它们具有潜在的后发优势，丝毫不乏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一旦激发了人们沉睡着的成就意识，再辅之以政策的关怀与资源配置的支持，这类院校的潜能就能被充分发掘出来。

　　进入新的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迅速推进，“异口同声争一流，整齐划一创特色”成为高校间的主流话语。背负大众期待又倍受媒体关注的中国高等教育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步入了改革的纵深区，诸多现实问题逐渐显露。其中，在现实资源配置中多有不足的那些基层地方高校，应该引起我们的更多关注。
　　本文所指的基层地方高校，是指那些地处省会以下城市及少数县市的普通高校。现在全国1909所普通高校中有41.9%分布在省会以外的城市、地区和县城。这些分散于全国非中心城市的普通高校，事实上构成了当地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相对传统提法上居于重点、一流或者中心的高校而言，这些地方高校因其历史缘由、地缘环境、学校类别、办学层次而艰难地存续并积极地发展着。它们或处在大众视线的边缘，或处在政府重点投资的盲区，或处在远离都市的边疆民族地界。简言之，它们位于研究者不重视的境地之中，既非热点，亦非焦点，更是功利稀薄之地带。但细细分析，他们同样是中国教育的中流砥柱，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格局中不可或缺亦不可替代的真实力量，分担承载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民众素质提升以及振兴地方经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任。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机构规模、数量的急剧增加，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看，在全国两千多所高校之中，这一部分近半数的地方高校居于教育生态锥体的底部，在激烈的竞争丛林中面临种种艰难与困惑。这类高校既面临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共同的问题，更有许多必须各自面对的特殊问题。他们长期处于待发展状态，市场竞争力不强，加之人才匮乏且流失严重、生源质量不具竞争力、办学条件匮乏且科研实力不强，等等。但我们更应看到，这类高校不论是从哲学和人类学意义还是从文化学和社会学意义诸方面来说，都具有毋庸置疑和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它们具有潜在的后发优势，丝毫不乏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一旦激发了人们沉睡着的成就意识，再辅之以政策的关怀与资源配置的支持，这类院校的潜能就能被充分发掘出来。从过去到现在以至未来，这类学校都在国家整体高教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高等教育研究者必须把这些学校纳入自己的课题当中，应该用新的思路、新的视角来研究。

　　从教育生态学角度看
　　教育生态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劳伦斯•克雷明最早提出的，意指教育应该按照生态学原理，致力于解决教育过程中“本体自然”、“体外自然”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并通过调适和超越，实现教育的和谐发展和良性循环，从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自美国学者阿什比在对大学的比较研究中提出“高等教育生态学”以来，生态学原理和方法研究以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
　　从生态学角度来看，衡量高等教育系统是否处于平衡状态，需要考虑三点：一是结构的平衡，二是功能的平衡，三是物质和能量输入与输出数量的平衡。倘若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失调，就会发生教育系统的失衡，势必影响和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事实上，当前基层地方高校无论结构还是功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
　　首先是结构问题，在办学层次上，由于历史基础和现实发展两方面原因，近年来各高校研究生、本科、专科的结构比例发生了较大波动。地方院校在设立初期大多以培养适应当地需要的专科毕业生为主，如今却已经升格为本科或正在为升格而奔波。在办学形式上，高考恢复之初，振兴教育迫在眉睫，各地均开办了一批师范类专科学校，这些学校成为了改变当地教育结构和完善地方教育生态的生力军。但在近年来的结构布局调整中，这批院校或多或少都有些无所适从。在学科专业设置方面，大多强调教师培养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在守住师范教育领地的同时不断增设时髦专业学科以响应当下的就业市场之需。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定位模糊、功能重叠。简言之，当前的资源配置取向并未能够有效保护高职高专“安于定位”。用生态均衡的视角反思现实问题，我们就能够形成积极的适应观，并建立起使适者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制度保障。
　　其次，基层地方高校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最终还是通过人才培养才得以实现。众所周知，高等教育必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背景相协调，这种协调表现在所培养的人才必须适应并促进这些生态因子的发展。然而，长期以来，作为“人才加工厂”的高校加大马力，却生产着同一规格的产品。在同质化的人才市场中，基层地方高校毕业生显然不具备竞争力。当下，不少基层地方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困难与其学习、研究能力、社会适应能力、沟通能力、心理承受能力欠缺不无关系。此外，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必须注意与人的自身“内环境”之协调平衡。所谓内环境，是指受教育者的生长背景及其生理心理发展状态。高校在促进不同类型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同时更需要关注并强调其个性发展，充分了解不同受教育群体的特质，力求寻找一些对症施治的教育方略。
　　也就是说，生态系统中每一物种都有一个生态位，处于同一生态位的两个物种不能共存。每个生物单位只有拥有一个最适合自身生存的空间亦即生态位，才能在长期的激烈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当前，许多高校也许忽视了这一客观规律，选取了一条趋同划一而生态位重叠的发展路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基层地方高校至关重要。据此，办学者自当坚守本分，挖掘潜能，重拾自信，扬长避短，抢占合理的教育生态本位，继而走上新一轮的特色兴校之路。

　　从教育个性化角度看
　　世界因万物之别而丰富多彩，高等教育以对象之异而各具特色。中国古代的书院大都以特色见长，一个书院实际上就是一个学术中心，代表了一个学派，因之而形成见解独到的教育和学术思想，并开创了代代学风。而如今，许多高校却呈现出这样的景象：一样的发展目标、一样的价值取向、一样的管理体制、一样的培养目标和模式、一样的科研导向……千校一面，千人一面。
　　高等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于找准自己与众不同的定位，学校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基层地方高校自当强调个性化生存意识，以紧扣当地社会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需要为主导生命线，认清自我，精准定位，利用有限资源，充分挖掘潜能，选点突破并形成核心竞争力，最终走上特色兴校之路。唯其如此，基层地方高校才能抵制虚幻的潮流，做到独树一帜、不可替代。
　　在美国，查理斯•范海斯校长提出了“威斯康星理念”。他要威斯康星大学成为本州人民的头脑，要给人民信息、光明和指引。这个理念使得威斯康星大学具有了两项特色鲜明的使命---帮助州政府在全州开展技术推广和函授教育。范海斯认为，威斯康星大学要在一个农业大州---美国的奶牛场中生存和发展，“教授的皮靴上不能不带有牛粪”。大学必须把整个州作为大学的校园。在“威斯康星理念”提出之后，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指出，威斯康星大学是一所优秀的州立大学，它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是由于它向州政府部门提供了专门知识，向大众提供了讲座，把大学送到了人民当中。在为本州服务的过程中，威斯康星大学在学科方面也办出了特色。它在畜牧科学、生物科学和细菌科学等领域迅速取得全美领先地位。
　　基层地方高校能走多远，与政府的支持和关注有关，与办学者的理念与韬略有关，也与研究者的解析与建言有关。事实上，所有基层地方高校或多或少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资源。以位于普洱市的思茅师专为例，该校地处北回归之城，生态资源丰富多样，有利于多元化教学科研活动的开展；当地仅世居少数民族就有14个，本土民族文化资源深厚，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从教育人类学角度看
　　人类学旨在通过研究“他者”，来达到跨文化理解和沟通的目的，它要求研究者要深入具有异文化性质的田野中去做艰苦的调查，并利用所获资料和亲身经历来解说文化与人性。自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提出教育人类学以来，教育与个体身心发展的关系得到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此后，不论是注重于跨文化、跨种族以及文化变迁的角度研究教育与人类发展问题的文化教育人类学，还是着重从阐释、模塑健全人性的角度研究教育与人类发展问题的哲学教育人类学，抑或由此衍生的社会教育人类学、体质教育人类学、比较教育人类学，都试图揭示教育与人、教育与文化、社会文化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
　　以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为例，边境民族地区的高校处在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碰撞地带，多元文化特质显著。由此，地方高校如何处理多元文化共存的问题，如何传承和创新本土民族文化，如何调适地方民族文化本土化需求与社会发展国际化趋势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都需要借助人类学以及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来解析，继而以理性的教育政策去引导，再以有力有效的措施去应对。
　　此外，教育面向的是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是教育教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在现行高考招生制度下，进入基层地方高校就读的学生，往往是分数区段较低的学生。面对这样的学生群体，基层地方高校更应清晰地定位人才培养模式，方能切实做到因材施教而重塑学生自信。由此，办学者和研究者有必要跳出传统经院式的研究范式，走出书斋，到真实的教育场景中进行参与式观察与研究，思考如何让学生按其个体实际情况更好地成长，成为健康有用之才。
　　而要解析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生存策略，教育人类学的视角更是不可或缺，因为这类亟待走出“边缘”的学校有着诸多困惑，它们的价值取向在当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时代发展前沿之间摇摆不定，在教育品格的国际化与服务面向的本土化之间纠缠不清，在全球化、现代化、多元化碰撞过程中迷失方向，在主流认同诉求的理想与现实间痛苦挣扎。为此，研究者首先需要“入局”，解决“在场”的问题，其次需要超脱场域，站在局外用理性的视点和方式描述和解析所看到和所体悟的具像，力求做到宏微观结合，质性与定量交织，专题与综合并行。
　　应当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一边是一门门所谓新的学科、学问不断被炮制出来；另一方面人们却越来越发现，高等教育学日益空洞”，不少课题重形式轻实质，研究价值十分有限。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了新世纪高等教育研究的上述关注点，即从那些容易被轻视的基层地方高校的生存策略入手，重新审视中国高等教育整体的理念与定位，职责与功能，目标与模式，体制与机制，特色与发展，现实与未来。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力避“客观性”的伪装和高度同一且功利的行动取向，以开放性、多学科的视角深入教育生活，尊重个体的存在，发掘出“边缘”的巨大价值，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高等教育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