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始终是无法脱离历史的。历史的形态和压力都会显现在文学艺术创作者的主观思想，行动，信仰甚至欲望里。文学与历史的纠结，成为了一些诗人的灵感之源，理查德·贝里斯（Richard Belis）就曾直接以《历史》（History）为题赋诗一首，在最后写下了点睛之笔：“只要我们活着，历史将如影随形/但是历史会在我的思想里终结。（History will always be with us for as long as we live, / But history will end in my mind.）”

文学与历史的暧昧，让评论家们也不禁为之着迷。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和贾尔斯·冈恩（Giles Gunn）在《重划疆界：英美文学研究的变革》（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的引言里鞭辟入里地指出：“英美文学研究过去被旧历史主义者和新批评家们所掌控”，“旧日的历史主义倾向于一言堂，即它致力于发现一个唯一的政治因素，就是那个据说被整个知识界或甚至全社会所认可的图景”。于是，格林布拉特提出了“新历史主义”，旨在动摇批评和文学的“坚实”基础，对包括它本身在内的一切“方法依据”提出质疑，从表面的一致中揭示出隐含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路易斯·蒙特罗斯（Louis Montrose）则用“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这一说法为新历史主义的理念进行了扼要界定。这种批评范式同样也吸引了国内专家学者的注意。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剑教授和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张旭春教授都曾撰文深入地分析和讨论了新历史主义视角下文学批评的现状和趋势，拓展了文学和历史的研究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