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儿童文学?
徐老师: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目标读者,并能真正被儿童喜爱的文学,它根植于现代社会的“儿童观”,不是古代自然存在的文类。成人创作儿童文学常依赖对童年的记忆与想象,因此作品既体现成人对儿童的理解,也展现对儿童世界的再构。儿童文学不仅承担儿童精神成长功能,也在国内外形象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以情感和故事为媒介,能在儿童早期认知阶段植入文化理解与价值观。
中国当代有哪些主要的儿童文学作家?
徐老师:中国儿童文学自新中国以来形成了庞大的创作队伍,涵盖曹文轩、杨红樱、汤素兰等经典作家,也出现黑鹤、陈佳同、九儿等具国际视野的新生代力量。这些作家的作品在题材、叙事风格、艺术表达上日益多样化,也逐渐在海外获得关注。整体来看,中国儿童文学正在形成兼具传统积淀与国际潜力的创作格局,为外译与文化传播提供了丰富资源。
简述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促进中国文化传播的具体机制。
徐老师:儿童文学通过在儿童早期认知中建立情感联系,使其成为跨文化沟通最柔软也最有效的媒介。中国儿童文学在国际书展、图画书艺术展、跨文化交流活动等渠道中得以频繁呈现,其故事、图像与情感表达自然地传递中国文化。儿童文学的跨年龄、跨语言、跨文化特性,使其在文化传播中具有比成人文学更强的亲和力与可接受度,因此在对外传播中具有独特优势。具体机制包括国际书展、图画书艺术展、学术交流、跨媒介呈现等。
简述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促进良好中国形象构建的具体机制。
徐老师:在国家形象呈现方面,强调儿童文学的情感普适性尤其重要。许多作品通过家庭、亲情、成长等主题刻画中国社会的温柔与日常,使海外读者更容易从具体情境中理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像《团圆》等绘本以朴素却深刻的情感叙述获得国际认可,证明儿童文学能以柔性的方式呈现一个真实、可亲、充满情感共鸣的中国形象,是文化交流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简述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具体机制。
徐老师:儿童文学所承载的亲情、友爱与生命关怀等主题具有跨文化普遍性,因此能够在不同国家的儿童间建立情感层面的共鸣。这种从童年阶段形成的理解与善意,会在个体成长中长期保留,为未来的跨文化互信奠定基础。儿童文学的外译让各国儿童在故事中认识彼此,逐渐形成情感连接,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文化路径。
如何理解晚清民国时期在中国儿童文学外译历程中的作用?
徐老师:晚清民国时期虽非儿童文学成熟期,但这一阶段大量译介外国童话,为中国儿童提供了认识世界的窗口,并直接推动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萌芽。例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译介引发沈从文和陈伯吹的再创作,形成“以译促创”的现象。此外,当时的教育理念与翻译思想强调让儿童具备国际视野,这些理念至今仍对儿童文学外译具有启发意义,是现代儿童文学的重要思想源头。
概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外译出现的新变化。
徐老师:改革开放后,中国儿童文学外译逐渐呈现制度化趋势,国家层面的翻译支持与国际推广不断加强;国际奖项帮助提升作品可见度,原创图画书和长篇小说也逐渐获得海外认可。一些作品甚至形成“先出海获奖、再回流国内”的传播模式,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在艺术水平、主题深度以及国际化表达上迅速成熟
如何理解国际儿童文学领域的评奖机制?中文原创图画书获得国际奖项,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对外译介有何启示?
徐老师:国际评奖高度依赖书评人制度和媒体榜单,以《纽约时报》杰出儿童读物等评价体系为典型。这种机制强调文学性、创新性和可读性,对编辑与书评人的专业判断依赖度高。中国儿童文学若想更有效进入国际体系,需要理解这些评价机制的运行逻辑,以更精准地对接海外市场。
中国儿童文学的海外传播有何区域性差异?这些差异可能由哪些因素造成?
徐老师:英美等核心英语市场因外文书占比极低、文化门槛高,传播难度最大;而东欧、韩国、东南亚等地区对中国文学兴趣更高、文化距离更近,因而接受度更好。政治关系、出版传统、教育政策以及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都影响着传播走向;作品自身的独特性和文化吸引力也是决定其能否跨越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何为“风格”?风格在翻译中为何重要?
徐老师:风格为作家在语言、叙事、情感、思想等多层面的综合性表达,是作家创作成熟度的外显形态,也是作品被读者记住的根本原因。风格不仅是个人写作习惯,更构成作品的审美价值与独特气质。正因如此,翻译中的“风格再造”至关重要。儿童文学作品的魅力往往来自其节奏、语调、语言简约性之中的诗意与情感密度,而这些均属于风格的范畴。若翻译过程中仅保留情节而忽视风格,作品的“灵魂”便会消失,使外译文本无法呈现原作的审美力量,也难以在目标文化中建立起足够的文学价值。因此,对译者而言,风格比内容更难把握,也更值得投入精力进行再造。
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与成人文学的文学性有何不同?
徐老师: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强调清丽、自然、简约与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表达方式,通过朴素却深刻的叙述建立情感力量。儿童文学追求直观、澄明和节奏上的轻盈,可以用中国美学中的“初发芙蓉”来比喻。相比之下,成人文学的文学性更接近“错彩镂金”,允许繁复结构、复杂象征与多层情感。在阅读体验上,儿童文学需要让年轻读者以最直接的方式进入故事世界,因此语言必须具备高度的透明度和童性美感,而成人文学则能承载更复杂的理性反思与表达资源。在翻译中,理解儿童文学独特的文学性至关重要,否则译文容易被成人化、复杂化,会削弱儿童文学的童性与美感,进而削弱其与儿童读者的天然连通性。
如何在翻译中再造儿童文学的文学性?
徐老师:再造儿童文学的文学性,首先需要译者深刻理解儿童文学语言的特征:简洁而不简单、诗性与童性并存、以轻盈的文字承载深厚情感。翻译过程中不能以“堆砌词藻”的方式再造文学性,而应追求一种“举重若轻”的表述方式,保持原作语言的清澈、灵动和富于感性。其次,译者必须把握作品固有的叙事节奏、意象构建与情感走向,使译文在目标语言中保留同等美感。例如诗化表达、儿童视角的天真与敏感、情节中的游戏精神等,都需要在翻译中被忠实转化。此外,儿童文学不是对“简单词语”的堆砌,而是在精准表达中体现文学审美,因此译者在词语选择、句式节奏与图文关系处理上,都需具备极高的敏感度,使译文呈现出与原作相当的文学张力与艺术品质。
乡土语言的概念与文化内涵是什么?
徐老师:乡土语言不仅是地方性的方言表达,更是一种凝结地域情感、生活经验与文化记忆的语言形态。它承载着“乡愁”与“土地性的温度”,也是人物性格、情感表达、社会关系的重要构成。文学离不开乡土语言,是因为乡土性让作品具有鲜明的文化质地,使人物栩栩如生、语言富于生命力。例如《秘密花园》中的约克郡方言与曹文轩作品中的苏北方言,都为作品带来不可替代的地方特色。在翻译中,译者需在保持其“文化差异性”与确保目标读者的“理解度”之间寻找平衡。直译方言往往不可行,但完全消除方言也会造成风格丧失。因此可采用“集合性方言策略”或通过语气、句式的差异化来呈现乡土质感,使译文既保留原作乡土文化的存在感,又不致造成阅读障碍。
如何理解传播中译文“变异”的现象?其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徐老师:“变异”是文学跨文化传播中的自然现象,是文本在新的文化与媒介环境中重新“生成”的必然结果。当作品进入另一种文化时,其内容、情节、人物、媒介形式甚至审美风格都可能发生调整,这并非错误,而是文本试图适应目标文化的一种生长机制。变异的表现形式非常多元,包括叙事结构的调整、人物属性的变换、主题的重新强调、版式与图像的重构、时代背景的适配修改等。然而在变异中仍存在“不变”的核心价值——即作品中最具价值的文化精神,例如善良、正义、友爱、生命关怀等价值观。翻译允许细节发生变化,但不可偏离或曲解核心价值。变异体现出文本在目标文化中的生命力,而“不变”则是确保作品依旧属于其源文化的根本标志。良好的外译应在变异与忠实之间取得动态平衡。
哪些因素会影响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海外接受?
徐老师:海外接受受到“文本内因素”与“文本外因素”的双重影响。文本内因素包括原作质量、主题独特性、情感普适性、文学性以及译文是否有效再现风格等。文本外因素则更为复杂,包括出版机构的推广力度、目标市场的图书选择机制、书评制度、文化预期、教育政策、政治关系等社会性力量。例如北美市场外文书占比极低,存在文化门槛;一些地区读者对中国社会仍带有固定印象,这些都会影响作品的接受度。值得注意的是,目标读者的“心理预期”是重要变量。若作品内容符合理想化或刻板化的“中国图景”,往往更容易获得关注;而真正的现代中国生活经验则因“认知缺口”反而更难被理解。因此外译不仅是文学行为,更是一项跨文化沟通工作,需要译者、学者与出版方共同思考如何让作品被真正读懂。
简述海外读者对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产生负面评价的原因。
徐老师:海外读者对中国儿童文学外译产生负面评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本内原因,即部分作品在文学性、叙事结构或风格呈现上缺乏足够独特性,难以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中脱颖而出。文学独特性不足会导致读者认为作品“模式化”“缺乏新意”,从而影响评价。二是文本外原因,即目标读者的文化偏见与固有认知框架。例如在北美,读者长期从媒体与公共叙事中形成“中国=贫穷/落后”的固定印象,因此当作品主题与其预期偏离时,可能出现理解困难甚至情感抗拒。这些偏见带来情绪化反应,使作品受到与内容无关的负面评价。要改善这种情况,需要通过更多文化交流、真实经验分享与高质量外译,让海外读者逐渐建立起对中国更全面、多维的理解,从而减少负面情绪在阅读与评价中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