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持稳定的学术方向和恒常持续的学术积累。我十多年来的学习和研究一直聚焦在19世纪英国文学领域，两个国家课题也都与之相关，分别侧重于该时期的知识话语和现代转型问题。由于我国对19世纪英国小说译介较早，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因此一般印象认为这个时期的研究已经饱和，很难做出新意，更不用说以这个时期的话题申报国家项目了。然而，我从硕士到博士阶段的学习改变了这一看法。

我对爱略特的兴趣起源于硕士学习阶段，1998年的硕士毕业论文曾经对该作家做过粗浅研究，研究中发现，乔治·爱略特在西方学界是堪与狄更斯比肩的19世纪女性小说家，被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称为当时最有学问的作家，西方学界对她的作品有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国内相关研究寥寥，为数不多的评论也都掺杂了浓重的意识形态意味，缺乏客观公允的看法。中英文文献之间的差异留给我很多无法解释的困惑。因此在博士阶段，我选择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19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专家、北大英文系的韩敏中教授作为我的导师。2003年至2008年间，韩老师对我进行了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和细致入微的指导，改变了很多自己从未察觉的偏见，引导我进入了维多利亚研究领域。在博士论文开题前我和韩老师进行了反复讨论，韩老师鼓励我就个人困惑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最终我决定从爱略特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情感也是一种知识”的宣称出发，选择了“知识话语”作为切入点研究爱略特小说的情感观，研究她如何在进步与传统之间取得平衡，在情感和知识之间构建出一种独特的同情观。这个阶段我阅读了很多曾经被忽略的一手资料，确立了对19世纪英国的总体认识，受益匪浅。由于国内资料不足，韩老师几经周折帮我从国外大学借来爱略特的伴侣乔治·亨利·路易斯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文献，让我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知识语境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这个时期的学术积累成为我日后研究的基础和宝贵财富。2008年完成博士学业后我回到郑州大学工作，2009年开始准备国家课题申报，第一次课题申报缺乏经验，选择了文化批评这个自己知之甚少的领域，自然没有通过审核。2010年申报时我选择了自己有一定积累的知识话语，从乔治·爱略特扩展开来，视野转向马修·阿诺德、托马斯·卡莱尔、约翰·穆勒、约翰·亨利·纽曼、约翰·罗斯金等国内较少关注的散文作家。他们在自己的时代影响重大，被奉为贤哲（sage），然而国内相关译介和研究却较为滞后，这个情况现在略有改观，但仍显不足。基于我之前对爱略特及相关知识群体的研究成果，我将课题确定为“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知识话语研究”，分别从19世纪文学中对知识概念的不同界定、认识的方式与界限，知识与自我身份建构的关联入手展开论证，顺利获得立项。

在个人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有幸获得了杭州师范大学殷企平教授的邀请，参与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12&ZD172），承担关键词“转型焦虑”的撰写以及19世纪部分的子课题研究，在参与相关研究的过程中，我的视野进一步扩展，对文化观念的变迁和现代转型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于是在2016年完成第一个国家项目后，我着手准备第二年的国家项目申请，选题经过反复推敲，最终确定为“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现代转型话语研究”，2017年顺利获得立项。

过去这十年的研究历程让我意识到学术积累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之前硕士论文时期对爱略特的兴趣与困惑，我在博士论文选题时就很难会想到以她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如果没有博士论文阶段对“知识话语”的积累和积淀，我的第一个国家课题就缺乏扎实的基础和适当的切入点；如果没有完成第一个课题的经验和在此期间参与的重大课题，我就不大可能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关注到该时期更为重要的现代转型问题。因此，学术积累须持续恒常，学术方向要保持稳定，不可急功近利、盲目追随热点话题。长期的积累能让自己的学术研究扎下牢固根基，对相关领域建立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有助于就某一特定话题进行深入研究，而不至于由于根基粗浅导致自己的研究浮光掠影或偏离正道。